本文选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北京第1版，p89-91。题目为编者所加。
当时人对道教再度感到兴趣与对佛教之沉醉,有扩大中国知识视野的功效,其影响所及,历时几百年,只是没有为人注意罢了。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公元3世纪之后半期,当时所谓的“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风气。此七贤为一叔一侄,和他们的五个挚友。刘伶以驴车载酒,随从的一个仆人则荷锄随之,他叮嘱仆人,“死便埋我”。放荡不羁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宗旨。事实上,他们也在晋朝做官,阮籍尚为步兵校尉,嵇康为中散大大,被司马昭所杀。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当日的仪饰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纯真和浑然一体的观念里得到解放。
中国之接受佛教,当中有一段周折。从其多方面广被接受和招致反对派的攻击,可以想见其影响之深远。在现代以保卫中国的“理性”与“真实”自居者中,包括胡适先生,他觉得这种由外输入的宗教,注重来生再世,把上天说成三十三级,而地狱也有十八层、实在是可叹。可是另有欣赏佛教思想对中国人士有引导之功效者,则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这一观念,也要求中国人多在自然法规的范畴里再三思维,注重每一种事物的前因后果,不要都像汉代思想家一样,完全沉湎于对称与均衡,把各种道德行为硬比作音符与波长。总而言之,派遣僧徒到异域取经与大开门庭欢迎远方来访之沙门大师,其裨益远逾于“拯救灵魂”。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接触,其用途及于哲学、文学、教育、科学、音乐、雕刻、油画和建筑。有些学者尚指岀,在翻译梵文经典时,中国学者自此掌握了音韵上的原则,有助于此后唐诗发扬光大。其影响之所及如此广泛,最近若干中国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战后,中国文化便进入了“鞑靼佛教”的阶段。
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旅游者可以自云冈、龙门和敦煌各处石窟参观时得到这种印象。初看起来,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窝式凿成,不容易令人产生好感,其感动观者之处尚待进入石窟之后。每处佛像之多,均以万计。其最高大者在云冈,耳长即9英尺;其小者全部身长则不逾1英寸。不大不小之间有如人身长短者亦不计其数。室内尚有壁画:彩色像画在石窟顶上、柱上之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
以上三处之经营,均开始于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之际。可是敦煌在丝绸之路上,在以后各代的练续发展较其他两处完整。观光者可以看出千多年来佛教美术的进展。龙门的经营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云冈初创于5世纪的云冈石窟,内中一项工程即前后经营达40年。宗教题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历史故事。经过艺术家安排之后,出现而为验的狞笑、手指尖的战栗和紧张的筋肉。学历史者周游之后,可从此得知古代的衣饰、纺织品的设计、乐器式样,甚至人种学上的面目。龙门有一窟构成于公元575年,壁上有当日全部的草药单方。
可是这些石窟看似各随己意的构成,而无全面的设计,也缺乏统一的尺寸。虽说有些设计,有皇帝皇后的资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争光,然其构造却摆在风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壮观同时也是满目疮扉的,有如梦吃。这和法国亚眠( Amiens)和沙特儿( Chartes)教堂门前“石刻圣经”之整饬成为一种尖刻的对照。虽然如此,露天博物馆也真能表现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种在野之人的宗教,不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细民。它的神学宗旨,不必有待于苦修,可以立即发生顿悟之功效。同时它也可以为知识分子作为形而上思考的一种题材。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