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中年知识分子长期“五不一干”
不看病 不检查 不休假 不疗养 睡不足 带病干
蒋筑英，一位出色的光学研究者。1982年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于次日下午去世，终年43岁。他的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讲，蒋筑英的去世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待遇得到提高的一个起点。
时隔20多年，青年科学家胡可心于2001年38岁时去世，此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
熟悉胡可心的人如此评价他平时的工作状态：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比如，他所在的声学所为照顾科研人员的身体，规定晚11点以后办公室必须熄灯。但如果没有人催，胡可心时常是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地工作。
他去世后，媒体援引医生的话说：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社会精英们遭遇如此悲剧呢？据医学专家多年的研究成果证实，英年早逝者91%是因为后天自身的原因。
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不能不说是牺牲在亚健康的沼泽里。以新闻工作者为例，在知识分子中，他们是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任务重、亚健康分布密集的人群。近两年新闻界噩耗不断，60岁的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50岁的《楚天都市报》总编辑杨卫平、51岁的《海南日报》总编辑邹爱国等相继去世。近年上海10家主要新闻单位联合开展的大规模调查表明，去世的新闻工作人员中，死亡年龄集中在40岁至60岁这个年龄段，占78.6%，平均死亡年龄为45.7岁。更令人警醒的是，在职人员中，健康者仅为18.4%，患病者为8.9%，其余不同程度处于亚健康状态。
———编者
今天的中年知识分子同时遭遇到两个致命的转型期：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我国“英年早逝”悲剧大都发生在45～55岁年龄段的中年知识分子身上。过劳死和亚健康已经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两大共性问题。可以说，他们是累倒的一代。
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早逝有如下特点：“过劳死”共同特点是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丧命。
亚健康
亚健康是病前状态、临床前期、疾病先兆。出现亚健康就是给健康亮了黄灯，只要注意还是可以恢复的。但可悲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却在亚健康的沼泽里越陷越深，最后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不久前，北京1866名知识分子接受了体检，结果显示，患有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胆固醇血症、肥胖症、白内障、高血压病、癌症等疾病者的比率竟高达84.6%，尤其是40～59岁组的患病率高达90.4%。
带病干
专家认为，如果知识分子不注意调整亚健康状态，不久的将来，这些人中的2/3将死于心脑血管疾病，1/10将死于肿瘤，1/5将死于因吸烟引起的肺部疾病和糖尿病等代谢障碍性疾病以及过劳和意外，只有1/10的人有希望安享天年。
职业病
在国际医学界，许多发达国家已把其列为职业病。例如亚健康的一种表现，由于坐姿工作时间过长，造成肌肉劳损，又称“颈、肩、腕综合征”，在许多发达国家都列为职业病，并且高居职业病发病率的榜首。由于亚健康过度疲劳造成的猝死被俗称为“过劳死”，在日本属于职业病的范围。日本之所以把“过劳死”定为职业病，是因为他们分析了100名“过劳死”者的情况，其中90%是长期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
不休假
以上海新闻工作者调查结果为例，国家早有明文规定的公休假制度只有6.9%的人全部享用，还有21.2%的人部分享用，而高达64%的人没享用公休假。究其原因，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面临的残酷竞争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平时做不完的工作让知识分子们陷在亚健康的沼泽中无法抽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