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于三皮儿
编辑| 毛毛雨/丹尼尔李
5月10日，敦煌莫高窟终于恢复开放啦！
说到莫高窟，因为它地处西北，交通不便，加之特殊的历史经历，总给人以“落后”、“神秘”、“古老”的印象。
但是，现在的莫高窟却“皮”了起来，拍抖音、搞直播、“云游敦煌”小程序一样不落，千年洞窟艺术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让茫茫戈壁之中的莫高窟焕发无限生机。
而敦煌能有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它的守护人——樊锦诗。
在樊锦诗半世纪的守护背后，更离不开她背后的男人——彭金章的支持。
至今，夫妻二人共同守护莫高窟的感人故事广为流传。
他们曾经历坎坷和磨难，也曾经历分歧和选择，但却从未改变相伴一生的诺言。
在50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彼此尊重，相互扶持，一路走过风雨，用一生践行“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的誓言。
樊锦诗，1938年生于北平，从小长于上海，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
彭金章，老家在河北农村，从小与兄嫂生活在北京。
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人，在北京大学相识了。
他们是北大58级考古专业的同班同学，彭金章是班里的生活委员，是个热心肠，樊锦诗习惯叫他——老彭。
学生时代的情愫，总是先从“占座”开始。
大三有一次，樊锦诗去图书馆学习，找座位时，远远地看见老彭朝自己招手，才知道他给自己留了位子。
从那以后，老彭总是会提前去帮她占位。
慢慢地，老彭开始向樊锦诗示爱——送礼物，先是五颜六色各种手绢，后是自己爱吃的臭鸡蛋。
他深信，“爱一个人，就把自己最爱的给她，爱一个人，就把她带回家”。
因为老彭从小被大哥拉扯大，长兄如父，所以，他带她去了大哥家。
樊锦诗心知老彭的心意，为了回应老彭，她一次次拒绝了家里安排的相亲。
就这样，两个不善言辞的青涩恋人走到了一起。
然而，毕业分配打断了他们甜蜜的爱情，未名湖畔倒影如画，也留下了爱恋中男女的青春。
1963年，樊锦诗毕业被分配到敦煌莫高窟，而老彭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相距万里的异地恋，让樊锦诗感到忧伤。
系里领导向樊锦诗保证，过个三四年就把她从敦煌换回来。抱着这份希望，樊锦诗服从了分配。
分别之时，她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他只回了三个字，“我等你”。
踏上西去的列车，樊锦诗努力适应着敦煌的生活。
每到夜晚，对老彭的思念，让她倍感寂寞和孤独。那个年代，车马慢，思念成了书信的喜马拉雅山。
1965年秋天，老彭来敦煌看樊锦诗。
她带着老彭看了莫高窟、爬了鸣沙山，在美好而短暂的八天时间里，他们谈天说地，畅所欲言，再次感受到真切甜蜜的爱情。
分别的时候，老彭拉起她的手，说了三个字，“我等你”。
简单的几个字，足以表明老彭的心意，樊锦诗既感动，又害怕，她怕自己无法回报老彭的爱。
1966年，领导的四年承诺到期，眼看着牛郎织女终于不用再翘首期盼，可是命运弄人，国内动乱爆发，樊锦诗被调回的事情遥遥无期。
在老彭兄嫂的提示下，樊锦诗才意识到是时候考虑和老彭的婚姻问题了。
1967年元月，樊锦诗一个人，跑到武汉，和老彭结婚了。
没有奢侈的酒店，没有豪华的宴席，有的只是——
在武汉大学的宿舍里，一套新床单、一床新被子、一本《毛主席语录》、一个新杯子。
婚后一年，樊锦诗怀孕了。她还没来得及体会身为人母的喜悦，就受到父亲去世的打击，甚至有了流产的迹象。
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自己最爱的人。樊锦诗一心想要离开敦煌，躲进老彭的臂弯中，躲过世间的凄凉。
然而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樊锦诗只能独自承受这一切，那段时间，她度过了“痛并快乐”的孕期。
转眼，就快到预产期了，考虑到当时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水平都要比敦煌好，夫妻二人决定到武汉生产。
为了迎接妻子和儿子的到来，老彭提前备好了小米、红枣、鸡蛋，还把母亲接到武汉准备照顾妻子坐月子。上海家人给婴儿准备的衣服和用品也全都寄到了武汉，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谁料到，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节，樊锦诗在地里劳动完，回到单位就见红进了医院。
等到老彭接到妻子生产的电报，挑着担子坐火车转汽车赶到敦煌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
看着爱人的到来，樊锦诗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终于她不再是孤独一人了。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过了十多天，武汉大学就催老彭回去，樊锦诗又要独自生活。
产假过后，樊锦诗只能把孩子捆成“蜡烛包”放在床上，前后围挡好，趁着休息的时候赶回家喂奶。
只要能远远地听到孩子的哭声，她一直悬着的心就落地了。
可随着孩子越长越大，蜡烛包已经不起作用了。
有一次，樊锦诗下班回家没有听到哭声，她飞似跑进家门一看，儿子掉到地上，旁边一米就是滚烫的火炉。
樊锦诗突然意识到，孩子不能再带在身边了。
唯一陪着自己的孩子，也必须送走了，纵有千般不舍，孩子还是送回了老彭河北老家，由老彭的姐姐代为照顾。
1973年，二儿子在武汉出生，这次老彭弥补了上次的遗憾，精心照顾妻子，做饭、炖汤都不在话下，晚上还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这让樊锦诗很感动。
做完月子后，樊锦诗又回到敦煌。二儿子被姐姐带回了河北，大儿子则留在武汉，由老彭照顾，一家四口散落天南海北。
十年动乱结束后，他们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分居问题，最理想的方案就是樊锦诗调到武汉，但是这时，樊锦诗的内心早已发生了变化。
在父亲离世，与爱人儿子分隔两地的苦闷日子里，樊锦诗常常感受到生活的无常。
在苍茫戈壁中痛哭一场后，她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该如何生活下去呢？
看着前辈们，因为信念，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来到戈壁守护石窟，樊锦诗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与宿命。
她在自传中说：“退到任何一个地方，不如退入自己的心更为安全和可靠”。
而莫高窟，就是她心之所在。
多年生活在这里，她已经适应了敦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适应了莫高窟四季轮转的魅力变化；适应了西北的风沙和寂寞。
在敦煌，她才有回家的感觉。
“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
家人和莫高窟，都是她无法割舍的情感，在这样两难的选择中，樊锦诗和老彭分居长达。
直到1986年，老彭妥协了。
“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于是，老彭放弃了自己一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被“拐到”了敦煌。
樊先生总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没有好好先生老彭的妥协，也就不会有“敦煌的女儿”的故事。
老彭深知樊锦诗对莫高窟的情感，甘愿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妻子一起热爱她所热爱的。
也许，爱到极致就是爱屋及乌吧。
老彭的到来，让樊锦诗可以心无旁骛地守护莫高窟。
原本，樊锦诗还担心老彭初到敦煌会不适应，但是老彭很快就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主持莫高窟北区的考古挖掘工作。
从1988年起，彭金章带队主持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工作，七年内，对北区进行六次发掘，筛遍了北区洞窟内的每一寸土地，不仅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还填补了北区洞窟考古的空白。
与此同时，樊锦诗在花甲之年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之职，继续在保护莫高窟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先是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解决了壁画病害、风沙侵害以及石窟内的环境监控问题，初步建立了预防性保护科学技术体系。
而后为了把莫高窟宝贵的文化遗产留给后人，樊锦诗提出“数字敦煌”，以达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保护理念，为了“永远”留住敦煌，开始了漫长的探索和试验。
当撒下的种子，渐渐开始有所收获时，老彭却生病了。
在秋天，被确诊为直肠癌。
“我查出来了，直肠里面有个疙瘩，怎么办？”
樊锦诗知道结果后，马上联系了上海的一位专家，最终老彭的手术很成功。
在上海疗养一段时间后，老彭从刚出院的80多斤养到了120斤，身体康复后，老两口又回到了敦煌。
“你现在要休养，以休息为主，以玩为主。想看书就看书，不想看，就不看。愿意怎样就怎样”，这就是樊锦诗给老彭的日常“任务”。
老彭喜欢旅行，他们一起去过法国、武当山、周庄，大部分地方都是出差顺道经过，樊先生总想着等着退休后，他们一起痛痛快快地好好玩一场，没想却成为日后的遗憾。
，老彭又病了，这次被确诊为胰腺癌。
胰腺癌一旦发现就是晚期，已经没有任何救治的方法，在六个月的治疗过程中，樊锦诗奔波与旅馆和病房间，一心陪伴着自己的爱人。
因为老彭喜欢看《朗读者》节目，樊先生接受了拒绝多次的节目邀请，只希望老伴儿看到能高兴。
但是病痛的折磨还是让给原本乐观的老彭，渐渐失去了生机。
有一天，樊先生轻轻抚摸着老彭的额头，这时，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劲儿，将樊先生搂在怀里亲吻了一下。
这一吻，就是一生。
老彭离开那天，樊锦诗赶到的时候，老彭已经陷入昏迷状态。
“老彭！老彭！老彭！”，樊锦诗大声呼唤着爱人，她一叫，他流泪了……
“一个月后，我又回到了敦煌。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到了除夕那天，樊锦诗依然选择留在敦煌，她把老彭的照片放在身旁，好似他从未离开。
50年的相守，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离别，而再见又是什么时候呢？
樊先生有一个心愿，在宕泉河畔有一个很隐秘的墓地，那里安葬着27位第一代坚守敦煌的莫高窟人，樊先生希望等自己百年后，与老彭一起葬在这里，继续相守莫高窟的誓言。
到那时，没有疾病，没有离别，没有工作，有的只是“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的恬淡与柔情。
有人说，爱情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没有血缘的维系，爱情有时显得太过脆弱。
但这恰恰是爱情最动人的地方，用情感作为纽带，将爱填满心间，从一个人到一对人，最后成为一家人，看似最虚幻的爱情，却实实在在地遍布于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当人们都在说“爱情不值钱”的时候，却有人用一生证明爱的珍贵。
参考资料：
《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自述 顾春芳-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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