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的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樊锦诗便是其中一个愿意守护历史的人。
为了守护敦煌，她与丈夫分居长达十九年，缺失了儿子的成长，她说她不是好妻子、好妈妈，可也正是因为有她这样的人，中华文明、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她被称为“敦煌的女儿”，她说敦煌是她的宿命，但其实她也曾几次想要离开敦煌。
她是如何从一名北大考古系学生，成长为敦煌的守护人的，我们从头说起。
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7月出生于沦陷日军之手的北平。
在她出生后不久，父母便带着一家人搬迁到了上海。
樊锦诗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她们都是早产儿，出生的时候仅仅六个半月。
幸运的是，她们出生的地方是协和医院，有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医疗条件，否则估计早就一命呜呼了。
因为先天不足，樊锦诗从小体弱多病，后来还差一点因为小儿麻痹和这个世界彻底说拜拜。
樊锦诗的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一名工程师，曾在北大当过两年讲师。
在那个女孩子不接受教育也是理所当然的年代，他坚持女孩要和男孩一样多读书，所以，他为双胞胎女儿取名樊锦书、樊锦诗。
只可惜，最后读大学的只有樊锦诗一人。
生活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加上父母的熏陶，樊锦诗从小就眼界开阔。
樊际麟擅长外语，也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在他的影响下，樊锦诗从小练习书法、背《古文观止》、到博物馆看展览、阅读东西方的小说名著，看好莱坞电影。
这些都成了她后来成长中的养料。
小时候，樊锦诗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并为此热烈地爱上了化学，只不过等到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她选择了北大历史系。因为父亲曾告诉她，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的历史系是最好的历史系。
刚到北大的时候，有同学告诉她，考古学很好玩，可以经常到野外游山玩水，当时懵懵懂懂的樊锦诗也没什么大志向，只是觉得如果既能游遍名山大川，又能饱读诗书，不是天下最有意思的事情吗？
所以，当历史系分专业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就报了考古专业。后来她才知道，原来考古是一个没什么人愿意学的专业，因为太苦了。
生命中就是会有这么多美丽的误会，也正是这些误会，一不小心反而成就了美丽的人生。
樊锦诗与敦煌的缘分，起始于中学课本上一篇关于莫高窟的文章。自从知道中国西北这颗明珠，樊锦诗便对它念念不忘。
1962年，樊锦诗被老师宿白先生选择去敦煌进行毕业实习，从此开始了与莫高窟剪不断的、持续一生的缘分。
其实，樊锦诗最开始愿意去敦煌，是带着“私心”的：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敦煌实在太远了，如果能趁着实习的机会去看一看那令人震撼的文化遗迹，岂不美哉？
去敦煌的路上，天真的樊锦诗开始各种幻想，在心中把敦煌勾勒成了一个世外桃源。到了目的地之后，她终于明白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有多深！
莫高窟的壁画、彩塑确实美，可当地的生活也是想象不到的苦：四周是满目荒凉、寸草不生的沙漠；房子是土的，喝的水是咸的；既没有通电，也没有卫生设施，更没有现代交通，几乎与世隔绝。
到敦煌之前，樊锦诗已经知道敦煌保护、研究的拓荒者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的故事。
常书鸿先生曾赴法留学，学成后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并投身到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之中。
常书鸿先生
因为敦煌的条件太艰苦，常书鸿先生的妻子离他而去，他一个人要工作、要生活，还要拉扯两个孩子，可以说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敦煌，后来，他被称为“敦煌的守护神”。
段文杰先生之所以会到敦煌，是受了张大千的影响。1944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将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带到四川举办展览，当时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段文杰看到那些精美的画作异常激动。
1945年7月一毕业，他便奔赴了梦想之地。当站在洞窟中，看到那些美妙绝伦的画作，他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余生交给敦煌。
段文杰先生
前辈的故事热烈又崇高，樊锦诗赋予了他们浪漫的想象，她以为二位先生应该是西装革履、翩翩风姿的艺术家，可相见之后才发现，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着洗得发白的干部服，“土”得与当地农民毫无二致。
这对于一个将敦煌与守护敦煌浪漫化的大学生而言，其中的震撼可想而知。
但那时的樊锦诗一定不会想到，未来，她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将自己的青春、梦想与敦煌紧紧缠绕。
樊锦诗并没有完成在敦煌的实习，因为她身体弱、严重水土不服，宿白先生担心她出事，让她提前回到上海休养。
1963年，樊锦诗毕业了，此时的敦煌急缺考古人才，常书鸿先生找北大要人。最终，北大决定将樊锦诗和马世长分配到敦煌。
马世长的母亲得知他的分配结果后嚎啕大哭，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文·革”后，马世长通过考研离开了敦煌，毕业后留北大任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樊锦诗也是不愿意去的：一是无法适应敦煌的气候，二是当时她已经恋爱了。
但系里告诉她，今后北大还有毕业生，过三四年就把她替换出来，这让她看到了一点希望。
得知女儿的分配结果后，樊锦诗的父亲给北大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学校考虑女儿体弱多病的现实，改派体质更好的学生去。
但这封信樊锦诗并没有替父亲转呈。
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来说，报效祖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可不是说说而已，是要实打实地付诸行动的。
樊锦诗当然不会做逃兵，更何况校领导不是说三四年之后可以重新调动吗？
可现实情况变化太快，以至于她再也没有机会调离敦煌。
这一去，竟是一辈子。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樊锦诗与同学彭金章相恋了。
彭金章与樊锦诗是同班同学。当时，彭金章是班上的生活委员，他待人热情，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不少白头发，樊锦诗一直叫他“老彭”。
樊锦诗与彭金章之间的爱情极为朴素，他们没有对对方说过“我爱你”，甚至不曾彼此表白。
平时彭金章对樊锦诗格外关心，但樊锦诗在感情上反应迟钝。有一天，彭金章突然对她说：“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这时她才知道老彭对她的心意。
毕业分配的时候，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则去了敦煌，分别的时候，樊锦诗说：“很快，也就三四年。”彭金章说：“我等你。”
可没想到，这一分开，就是。
彭金章到武汉大学的时候，武大还没有考古系，他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多年间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但多年后为了成全妻子，他放弃了自己一手创建的事业。
1965年，彭金章到敦煌看樊锦诗，重逢的日子，樊锦诗带着老彭欣赏一个又一个洞窟，他们聊考古，聊艺术，唯独不敢触碰未来。
他们知道，两人相隔万里，有太多的现实问题横亘在前面。但离开的时候，彭金章还是拉着樊锦诗的手说：“我等着你……”
寥寥几字，背后却力重千钧，他们都知道这句话的力量。
四年的时间到了，樊锦诗并没有如约调走，因为“文·革”爆发了。
北大的老师已经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和能力解决她的事情呢？樊锦诗只好在敦煌继续待下去。
1967年，樊锦诗去了一趟北京，还专门去看了彭金章的哥嫂，大哥大嫂对她说：“小樊，你们俩该结婚了。”在兄嫂的安排下，樊锦诗到武汉去找老彭办结婚手续。
当时，武汉的青年教师宿舍是两人一间，彭金章的舍友把房子让出来给他们当新房；樊锦诗为彭金章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新裤子作为新郎服；她把自己露棉花的棉袄重新缝了一下，把一件旧罩衫洗干净，就是新娘子的衣服了。
1967年1月15日，他们正式结为夫妻。
虽然他们的婚礼和爱情都朴素得如同白开水，可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又是那么恒久、坚韧，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扶持，用时光告诉世人，什么叫一生只爱一个人。这份感情的价值，是任何财富都无可比拟的。
1968年，樊锦诗怀孕了，考虑到敦煌医疗落后，她又从小体质不好，到敦煌后，还差一点因为青霉素过敏出事，她打算到武汉生产。
离分娩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她向革委会请假，没想到对方却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不仅如此，她还被要求去农村参加劳动。
因为早就计划去武汉生产，两边亲人的准备工作也围绕着“武汉计划”进行：上海的亲人提前买好的婴儿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汉；婆婆也带着营养品从河北老家到武汉准备照顾她坐月子。
偏偏，她走不了，而且因为劳动强度过大，回单位没多久就分娩了。
孩子出生后，医生问她：“你怎么是一个人？你丈夫呢？”
樊锦诗回答：“我丈夫还不知道。”
医生惊讶地看着她：“那赶紧找人给你丈夫打个电报，告诉他你生了个男孩。”
由于原本计划被打乱，孩子出生的时候连一件衣服也没有。有人说她：“你这个当母亲的也真是的，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给孩子准备？”她有苦说不出，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彭金章赶到敦煌，已经是孩子出生几天后的事情了。
他挑着一个扁担，把家里为母子二人准备的东西挑到了敦煌。尽管在路上周转几天，但到敦煌的时候，竟然连一个鸡蛋都没破，不得不令人佩服。
彭金章在敦煌待了十几天就开始被单位催着回去，樊锦诗没有任何照顾孩子的经验，就靠着彭金章带来的一本《妈妈手册》将孩子照顾到一岁多。
休完产假后，樊锦诗要上班，谁来照顾孩子？
无奈，她只好把孩子困在襁褓中，临走之前喂饱了让他睡，中间再回来喂一次奶。
等到孩子大一点会挣扎的时候，再把孩子困在襁褓里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了，因为绳子可能会套住孩子的脖子。
那时候，樊锦诗整天提心吊胆，每次回宿舍，只要能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心里就踏实了；要是没有声响，就会担心孩子是不是出事了。
一次，樊锦诗上班的时候明明把煤炉挡上了，回家却发现孩子滚到了煤炉下面的煤堆里，这件事让樊锦诗后怕，也让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
1970年，经过与丈夫商议，他们把孩子送到了河北彭金章姐姐家里。
1972年，他们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因为樊锦诗没有办法调离敦煌，也没办法照顾孩子，他们决定把已经五岁的老大从河北接到武汉，把老二送到河北，继续让姐姐照顾。
五年后，姐姐有了孙子，已经无力照顾他们的孩子，他们只好把老二也接到武汉。
两个孩子，两地分居，家不像家，一家四口总难团圆也不是办法，樊锦诗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分居的问题。
有人给她支了个招：半年不到单位上班，然后自动脱岗离职。她采取了这个方法，留在武汉全心全意照顾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在武汉的半年里，她始终记挂着敦煌。此时的她已经在敦煌待了，也是敦煌研究所唯一的副所长，敦煌的风貌、敦煌的艺术，敦煌的历史，已经渗透到了她的血液里，哪能说放下就放下。
她经常失眠，半夜里起来翻书，会不由自主地拿起莫高窟研究的书。
半年后，她还是回了敦煌。除了放不下，更因为老彭一个人的工资无力养活一家四口，只有回去工作，才能解决吃饭问题。
1979年，樊锦诗带上二儿子重返敦煌。
两三年后，到了老二上学的年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敦煌的教育条件差，孩子有时候在学校学的知识也是错误的，无奈，樊锦诗又把老二送到了上海姐姐家，但因为姐姐对孩子管得严格，小朋友常常闹着要离家出走，到敦煌找妈妈。
彭金章只好把老二也带到了武汉，从此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彭金章的工作异常忙碌，他既要教学，又要办专业，还要带学生出去实习，哪有那么多时间教育两个孩子？这样势必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产生影响，两个儿子的学习成绩都不理想。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夫妻二人分居的问题已经非解决不可了。但是双方单位都不同意调动。
事情僵持到1986年，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各自派出一名干部，找到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武大这才松口，同意让他们夫妻两人自行决定。
尽管樊锦诗从来没有要求丈夫为了自己作出牺牲，但老彭懂得妻子的心思。他知道她割舍不掉敦煌，所以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的事业，也选择了敦煌。他对妻子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其实，如果丈夫不松口，樊锦诗一定会妥协，尽管她爱敦煌，但也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庭不要婚姻地步。
对于丈夫的让步，她始终心存感激，她曾说：老彭这样的丈夫，打着灯笼都难找。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从1963年分开到1986年团聚，他们经历了四年异地恋，十九年夫妻分居，待到团聚的时候，大儿子已经上高中，小儿子也小学毕业了，而他们两人，已经将近50岁。
他们用半生的时间诠释了忠诚、诠释了热爱、诠释了永恒。
彭金章曾把他们的爱情故事概括为：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短短一句话，背后有多少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
让樊锦诗欣慰的是，彭金章在敦煌找到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1988年，51岁的彭金章开始主持莫高窟北区考古。在他之前，莫高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一直集中在南区，对于北区，研究发掘方面一片荒芜。
彭金章率领着他的团队，清理了洞窟里积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流沙，花费七年的时间，经过六次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还对北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敦煌学的发展居功至伟。
1998年，樊锦诗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在职期间，她以“永久保护、永续利用”为工作主旨，积极推动莫高窟的保护和莫高窟的数字化建设，成就瞩目。
樊锦诗说：“真正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人生有许多遗憾无法弥补，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不知心归何处。”
夫妻两人，最终都心归敦煌，并为敦煌奉献了热情与生命。他们一心向学的单纯、执着无悔的精神、淡泊明志的人生态度，每每想起，总令人心生感动和敬意。
樊锦诗最大的遗憾是对丈夫老彭。她不止一次说过，觉得对不起老彭，因为他为自己付出了太多太多。
她一直打算等到闲下来了，就陪她的老彭到敦煌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可什么都没来得及，他就离开了。
，彭金章被确诊为直肠癌，经过手术和治疗，基本恢复了健康。之后的十年，他度过了一段比较愉快的生活。
然而命运并没有给他太多轻松的时光，，他又被确诊为胰腺癌，病情来势汹汹，六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
老彭走了，留给樊锦诗的是无限的悲伤，无限的愧疚。
老彭走了，但樊锦诗总觉得他就在自己身边。
有一次有人给樊锦诗打电话，问她现在跟谁过，她说跟老彭，对方一下子说不出来话了。
每次出门，他都会想着轻点关门，因为老彭身体不好，不能影响他休息。
她把老彭的照片放在身边，春节那天，她对着照片说：“老彭，晚上咱俩一起看看春晚。”
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可感，可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