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
不论是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就做官为吏、当平头百姓而言，活在宋朝，都算是幸运儿。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是赳赳武夫出身，但是宅心仁厚，宽恕包容，早早立下所谓的“祖宗之法”。这其中，优待后周皇室宗族，不杀功臣，不杀言事之士大夫三条，尤其“皇恩浩荡”，亘古未有。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
试问除了宋朝，还有哪一朝是如此优渥厚待前朝的皇族宗室的？还不是实行彻底的“肉体消灭”政策！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常态，可宋太祖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胸襟！读《水浒传》，看那小旋风柴荣不但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收容窝藏社会上的刑事犯乃至政治异己分子，官府对他却是礼敬有加，曲护放任，就是拜宋太祖所定的“祖宗之法”所赐。换成其他朝代，柴氏早已灭门，哪里还会有柴荣这号人存在？
又譬如，不杀功臣，宋朝也基本上做到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认贼作父，挟寇自重，当过伪楚皇帝的张邦昌伏诛遭戮之外——应该说这完全是张氏本人咎由自取，自绝于天地——似乎也只杀过岳飞，但这冤案，很快就在宋孝宗时期得到平反昭雪。其制造者宋高宗、秦桧、张俊一干人还被千秋万代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人声讨唾骂的对象。历史就是那么的吊诡：偶尔杀了一个人，结果沦落万丈深渊，万劫不复；而杀人如麻、丧心病狂如高洋、朱元璋之辈，却没有引起后人足够的注意而受到更大的谴责。历史有时真的不太公平。
至于宋朝的士大夫，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活得非常滋润、逍遥自在。其发表与朝廷主流原则相背悖、不合时宜的言论，通常也不存在被纠治的危险。一般也就是让你边缘化而已，说得实在过分了，惹朝廷老大不高兴，那就加以薄惩，将你外放到边远的州郡去反省和改造，而且通常时间也不会太长，等过上几年，法外施恩，就批准你返回中土，安享生活了。所以，苏东坡才会有这么良好的心态，写诗作画，饮酒品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即使是涉嫌颠覆的乌台诗案，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的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都过上了还算可以的生活。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有宋一代，除个别地方性的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团伙性的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代发生过全国性的暴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问题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正是因为有宋一代不存在什么官不聊生、士不聊生、民不聊生的状况，所以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是向往两宋时期的。这时期那种宽容、宽松、宽厚的政治生活氛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纯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记得当年兰州大学教授、着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在我的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课程，当讲到宋代时，赵先生心潮澎湃，临场发挥，说，假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有可供选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首选两宋。赵先生的这番话，恰如其分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其厚重宽大，让今天的人们追慕不已。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被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导致这种局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燕云十六州的失落，西北牧场的易手，使优良战马的来源被切断，只能用川地的矮种马来唱骑兵中的主角，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战略兵种，它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着军力的盛衰，尤其是面对北方民族强大的骑兵集团的进攻时，自身骑兵虚弱，未战便已输了一半。毕竟，依托城池，以步制骑只是一厢情愿的期盼。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宋朝廷推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赵匡胤、赵光义消极汲取五代时期武人干政擅权的历史教训，一味考虑不让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使得他们将巩固皇权、强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置放在首要的位置，可谓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凡大将出征，皇上都要面授机宜，颁发阵图，何时进兵，何地行军，怎样布阵，如何接敌，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统兵者不可越雷池一步，其手脚被捆绑得严严实实，没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之下，要打胜仗，岂不是比登天还困难！《孙子兵法》有云：“将能而君不御。”这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而宋代皇帝反其道而行，那只能是“乱军引胜”，在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连战皆负了。这正如《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所云：“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一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
当然，打败仗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宋代统治者也想改善情况。既然军权高度集中的做法不能动摇，那么，就得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于是乎，他们就把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点，放到强化兵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来，用批判的武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故有宋一代，学兵学理论、用兵家智慧，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风、风靡一时了。
换言之，宋代的兵学缘此而兴盛发达，成为中国历史上兵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其标志为，在宋代第一次出现了兵学的大型类书《武经总要》，第一次实现了兵书的专业分类，涌现出一大批专题型的兵学着述，如讨论守城作战要义的《守城录》，总结军事制度沿革及其特征的《历代兵制》，评析军事人物韬略的《何博士备论》，研究各类战法经验的《百战奇法》等等。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其实，军事的实际能力薄弱，往往导致军事理论发达，乃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基本规律。
先秦时期，齐国军队的战斗力是相对比较低下的，这一点，荀子已有很到位的评论：“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孙膑自己也承认，在三晋军队面前，齐兵素号为怯。这跟齐国重视文化建设，厚待士人应该有关。齐威王时搞了稷下学宫，豢养了一大批文人学士，让他们享受列大夫的待遇，“各着书”，“不治而议论”。这一点与宋代的崇文之举可以前后辉映，互相媲美。可就是这个齐国，兵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却令人称道，中国历史上的最着名兵书，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司马法》等等，皆出自齐地，成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零教授曾着文，名曰《齐国兵学甲天下》（刊于《中华文史论丛》），对这一文化现象作过很全面的总结。齐国的兵学之所以能甲天下，背景就是齐国军队打仗不行，需要用兵学理论的先进，来弥补实战能力的孱弱。反之，像秦国那样的虎狼之师，却只信奉战场上刀剑定是非，拳头比高下的实力至上原则，才不会对兵书撰写和兵学理论构筑产生兴趣呢。
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强化兵学理论建设，所说明、所印证的，恰恰是宋代军事实力与能力低下的事实。当然，这样做比不做要好，这也是没有疑义的。于是，在这股传承与弘扬兵学理论的热潮中，《武经七书》便应运而生了！
北宋神宗赵顼统治时期，朝廷有憾于泱泱大国居然师旅不振，军威屡坠，在与辽和西夏的军事抗衡中屡遭失利、贻笑天下的困窘局面，终于痛下决心，兴办武学，培养优秀军事人才，以亡羊补牢，振衰起弊，扭转形势，赢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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