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阮籍嵇康及魏晋风度

中国的文人有两类，一是嵇康，一是阮籍。

嵇康不怕死，阮籍怕死。

文人可敬，而且可怜。嵇康和阮籍都是标准的文人，一身傲骨。嵇康积极，所以死了；阮籍消极，所以生不如死。这是文人的死法和活法，也是文人的悲剧和喜剧。

嵇康为人，风流狂傲，又有真才实学，是魏晋之交的文坛宗主、一代名师。权臣钟会虽然也有才华，但汲于功名，钻营无度，没有底线，算不得文人。嵇康瞧不起钟会，却奈何他不得，最多三言两语讽刺；钟会拉拢不得嵇康，却要他死。嵇康当然知道后果，所以来得旷达，去得从容。身死之日，三千太学生为之游行请愿，不果。嵇康顾日影而奏《广陵散》，绝响处，天地昏晦。

嵇康之死，对自己残忍，对三千学生更残忍。然而唯其残忍，所以让学生们见证而不能遗忘——纵使正史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不为败者留姓名，只要记忆尚在，文人就死而不死。

嵇康死年，阮籍正苦苦求生，亦苦苦求死。

阮籍平生谨小慎微，有狂放之名却行谨慎之实，不出仕，不结党，不发言，不鼓掌也不反对。司马昭、钟会想拉拢他，不成；想除掉他，无由。司马昭想和他联姻，拒绝则性命不保，同意则破坏原则。阮籍无奈痛饮，一醉九十日，司马昭遂作罢。

263年，两件大事。嵇康被杀，司马昭逼魏帝劝进，又逼阮籍拟表。嵇康，是阮籍的挚友；魏，是阮籍的祖国。阮籍为了求生，带酒写了这篇表；又因为底线破了，一病不起，一个多月就死了。

嵇康的死，是文人的死法。带着宁折不弯的执拗，弹断生命的弦，奏出最后一声高音。一千年后，文天祥将重新向世人奏出同样的曲调——“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的死足以为后人记住，成为历史发展的养料——而记录这一切的，就是痛苦地苟活，却又向死而生的阮籍们。

阮籍的生，醒日少，醉日多，是痛苦的生，却绝不是无用的生。因为性命尚在，所以能留下文字，即便《咏怀》晦涩难解，也自可留给后人定评，不致如《广陵散》一曲绝响，徒留千秋叹息。同为竹林七贤，向秀作《思旧赋》，言不尽意，也是同理。

魏晋之风，又称魏晋风度，主要是指东汉末年到西晋初期，魏晋名士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率真旷达情景脱俗的行为风格，特别是那种钟情山水的那种生活态度。中国历史上，魏晋时代的文人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是最早的理想之风。

它的产生是由于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但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的年代，士大夫阶层要面对严酷和高压的政治环境，为了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政治上又不能有所表达，只能转向思想人格上的极度的潇洒风流，不滞于外物，放浪形骸，不拘礼节，行为上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

在文学上的表现出的是玄心洞见的。文学上出现了像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庾信，表现出超然不群的的面貌，虽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士大夫的高傲形象。，在五言和辞赋上的表现出特别明显，如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他们更承袭汉代乐府文学的优点，将玄心洞见，旷达表现的淋漓尽致。

魏晋风度，表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度，是士族在意识形态的表达，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变态审美观念，这也是被历代所诟病的一点，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导致他们在政治上不能舒展，表现出一种醉生梦死，过于狂放，忤上背理，有悖常理。如竹林七贤的阮籍、山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