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有两类,一是嵇康,一是阮籍。
嵇康不怕死,阮籍怕死。
文人可敬,而且可怜。嵇康和阮籍都是标准的文人,一身傲骨。嵇康积极,所以死了;阮籍消极,所以生不如死。这是文人的死法和活法,也是文人的悲剧和喜剧。
嵇康为人,风流狂傲,又有真才实学,是魏晋之交的文坛宗主、一代名师。权臣钟会虽然也有才华,但汲于功名,钻营无度,没有底线,算不得文人。嵇康瞧不起钟会,却奈何他不得,最多三言两语讽刺;钟会拉拢不得嵇康,却要他死。嵇康当然知道后果,所以来得旷达,去得从容。身死之日,三千太学生为之游行请愿,不果。嵇康顾日影而奏《广陵散》,绝响处,天地昏晦。
嵇康之死,对自己残忍,对三千学生更残忍。然而唯其残忍,所以让学生们见证而不能遗忘——纵使正史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不为败者留姓名,只要记忆尚在,文人就死而不死。
嵇康死年,阮籍正苦苦求生,亦苦苦求死。
阮籍平生谨小慎微,有狂放之名却行谨慎之实,不出仕,不结党,不发言,不鼓掌也不反对。司马昭、钟会想拉拢他,不成;想除掉他,无由。司马昭想和他联姻,拒绝则性命不保,同意则破坏原则。阮籍无奈痛饮,一醉九十日,司马昭遂作罢。
263年,两件大事。嵇康被杀,司马昭逼魏帝劝进,又逼阮籍拟表。嵇康,是阮籍的挚友;魏,是阮籍的祖国。阮籍为了求生,带酒写了这篇表;又因为底线破了,一病不起,一个多月就死了。
嵇康的死,是文人的死法。带着宁折不弯的执拗,弹断生命的弦,奏出最后一声高音。一千年后,文天祥将重新向世人奏出同样的曲调——“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的死足以为后人记住,成为历史发展的养料——而记录这一切的,就是痛苦地苟活,却又向死而生的阮籍们。
阮籍的生,醒日少,醉日多,是痛苦的生,却绝不是无用的生。因为性命尚在,所以能留下文字,即便《咏怀》晦涩难解,也自可留给后人定评,不致如《广陵散》一曲绝响,徒留千秋叹息。同为竹林七贤,向秀作《思旧赋》,言不尽意,也是同理。
魏晋之风,又称魏晋风度,主要是指东汉末年到西晋初期,魏晋名士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率真旷达情景脱俗的行为风格,特别是那种钟情山水的那种生活态度。中国历史上,魏晋时代的文人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是最早的理想之风。
它的产生是由于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但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的年代,士大夫阶层要面对严酷和高压的政治环境,为了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政治上又不能有所表达,只能转向思想人格上的极度的潇洒风流,不滞于外物,放浪形骸,不拘礼节,行为上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
在文学上的表现出的是玄心洞见的。文学上出现了像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庾信,表现出超然不群的的面貌,虽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士大夫的高傲形象。,在五言和辞赋上的表现出特别明显,如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他们更承袭汉代乐府文学的优点,将玄心洞见,旷达表现的淋漓尽致。
魏晋风度,表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度,是士族在意识形态的表达,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变态审美观念,这也是被历代所诟病的一点,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导致他们在政治上不能舒展,表现出一种醉生梦死,过于狂放,忤上背理,有悖常理。如竹林七贤的阮籍、山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