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任何人填词都是可以的,但身为朝廷重臣，填词"偶一为之"才是合适的限度,若作品太多、太认真,就有点失了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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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宰辅,晏殊的前辈寇准、后辈王安石,虽然都有词作传世,手笔亦不凡,却从未如晏殊一般沉迷进去。
倘若将时间追溯到后晋，宰相和凝在填词的热情上足以跟晏殊媲美,甚至和凝还得了个"曲子相公"的称号。当然，这称号并不是褒义的。但是事实上，和凝填词主要是在"少不更事"的年纪。及至年高位尊,和凝便开始懊悔年轻时候的荒唐,甚至专门派人搜罗自己旧时词作,悉行焚毁,仿佛这是多么可耻的人生污点。
作为官员来说，官员总要有官员的体统。不过，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官员们宴饮、游玩可以不惮高调,尤其在北宋盛时愈发如此;而填词不过是没有丝毫成本的私人爱好,国库不会为之多负担一分,百姓不会为之多缴纳一分,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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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官员们的肆意宴会玩乐，并不意味着就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反，上流阶级的宴会玩乐还可意味着盛世太平里的歌舞升平。
这种生活自然也会使普通百姓心生艳慕，但是，百姓也不会因此而揭竿而起，因为北宋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打通了阶级壁垒,"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只要通过科举,谁都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寇准到晏殊，从晏殊到王安石,这三代宰相哪个不是由刻苦读书博取的富贵呢?
前代令人谈虎色变的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在北宋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诱惑摆在所有人的眼前,机会也同样摆在所有人的眼前。人们读书博取功名,并不遮掩对荣华富贵的渴望。
荣华富贵、宴饮狂欢,这在当时都不失为公职人员的体统,反而填词有点失了体统,尤其对宰相一级的高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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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拜相之后,某曰读晏殊的小词,不禁失笑:"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在一旁答道:"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当时吕惠卿亦在当即反驳道:"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王安国正色道:"放郑声乃不若远佞人也。""放郑声,远佞人"是孔子的政治主张,即弃绝靡靡之音,远离奸佞小人。
王安国性格耿直,疾恶如仇,但三人中反而是他对填词最有理解之同情,认为晏殊自有事业上的成就,事业之外有一点填词的爱好并无不妥。
吕惠卿是宋史中着名的奸佞,却偏偏是他将词与"郑声"划为一类。王安国的反驳中隐隐有以吕惠卿为佞人的意思,两人的芥蒂由此而愈深。
无论如何,既有这样的争议,便说明晏殊的词在当时的风评中或多或少被当作一种政治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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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职业词人"柳永曾经谒见晏殊,两人发生了一段不甚投机的对话。
晏殊问柳永是否还在填词,柳永答道：正如您一样还在填词。晏殊不悦道:我虽然填词,却从未写过"彩线慵拈伴伊坐"这种话来。
《定风波》原词：
自春来、惨红愁绿，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锦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柳永 （984—1053）， 晏殊 （991—1055），柳永比晏殊至少大七岁。 届时，晏殊53岁左右，已是堂堂的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 柳永因第二次的考试落榜，填以《鹤冲天》"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负气之句得罪了宋仁宗而不能入仕途。"
此时柳永中进士差不多了，吏部不放改官， 还是沉于下僚。柳永走投无路，于是他想和同好诗词的宰相词人晏殊谈谈心，希望这位宰相词人能理解自己。
但是，令他没有想的是，晏殊却崖岸自高,极力与柳永腔的俗文学撤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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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与柳永分别代表着当时填词风气的两极,柳永作为俗文学的旗手很希望混俗于雅,拉近自已与文人圈的关系,晏殊却会特意强调柳永作品中的恶趣味,在两人之间划分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的发展史,常常能够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其规律一言以蔽之:底层永远想要获得精英集团的接纳,而精英永远要格外凸显自已与底层社会的审美区别。很多时候这甚至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一旦模糊了审美界限,往往也就随之模糊了身份界限,这绝不是人类身上的竞争基因所乐于容忍的。在任何一种精英社会里,永远是极少数的上层人士成为文化标准的决定者,引领着优雅而不同凡俗的生活风尚。精英分子在象牙塔尖上倨傲地俯瞰众生,即便他们并不乏博爱精神,心底也总会由衷地感到:"蒲公英的生命比蕨类或棕榈的生命更鲜活,蛇的生命比蝴蝶的生命更鲜活,鹪鹩的生命比美洲鳄的生命更鲜活，我的生命比为我赶马车的墨西哥人的生命更鲜活。"
柳永那种"畅销作家"式的大众文化明星,在精英社会里注定沦为一种代表着"自甘堕落"的反面样板。
假如，当初柳永真的被晏殊接纳了,那么他此后的创作风格会不会由俗入雅？他也会不会刻意与俗文学的后起之秀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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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所谓身份社会里,这样的行为模式较我们现在这个大众文化的社会常见得多。是的,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文化的世界,所以很多人也许看不惯晏殊摆架子的模样,看不惯他"刻意脱离人民群众"的艺术追求。但是,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种士大夫的自觉,才使词有了一路雅化的发展,词的生命因此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