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文学家,诗、词、赋、散文成就都极高,而且擅长书法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
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当初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是有寓意的,轼是车前的横木,字子瞻,子是美称,瞻是看,苏轼的名与字是扶着横木看风景。车前的横木其实是没什么用的,父亲想告诉苏轼,以一个无大用的事物作为他的名字,是希望他沉静低调,不要锋芒毕露。而苏辙的辙是车轮子印儿,字子由,由是经过的意思,苏辙的名字就是车轮经过的地方,父亲想让他踏踏实实做人。
名字如同父亲一直以来的告诫,伴随着兄弟二人。苏辙确实名如其人,含蓄内敛。而苏轼,却是性情中人,他的才华与锐气根本掩饰不了,也压抑不住。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更喜欢苏轼,觉得他快意恩仇,洒脱自在,所以他的名气远远在弟弟之上。
苏轼参加会试,就是国家级的科举考试,欧阳修是主考官,以苏轼的文章,毫无争议应名列榜首,但是欧阳修有个学生叫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当时考卷是密封的,欧阳修以为这篇是曾巩的卷纸,为了避嫌,就批了个第二,其实挺冤的,但是这件事当时对苏轼并无伤害,因为据此欧阳修有了不徇私的正面形象,同时更是让苏轼一举成名。
之后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苏轼顺利考中进士,似乎可以大展宏图了,但是他的仕途却并不顺利,可以说他的一生却从来没有远离磨难,而最惨痛的一次灭顶之灾,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乌台诗案”。
当时,北宋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坚决反对,阻挠新政实施。所以,当时在朝野内外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是势不两立的。苏轼一向是个不会见风使舵的人,他总是实话实说,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他先是反对变法,受到了新党的排斥;旧党上台后,他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不同意全盘否定新法,遭到了旧党的戒备;再之后,新党又把旧党打了下去,为了争权夺利,又把他归于旧党。这样,他的位置就很尴尬。
这时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就是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在这段事件中,沈括扮演的是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他本是苏轼的朋友,却因为嫉妒加上立场不同加上个人恩怨,伺机陷害曾经的好友。苏轼被调任为湖州太守时,依照惯例,要写一份“谢恩表”, 表中有这样几句话,意思是“皇上您知道我愚昧,难以追随那些新进的权贵,又不能适应形势;可是您看在我虽已年老,却不爱生事,就派我去管管小民……”在他的这份谢恩表中,“新进”、“生事”这两个词让人听出了弦外之音。谁是“新进”?谁又爱“生事”? 沈括趁机向皇上奏了一本,说苏轼的谢恩表讥讽时事,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渎职谩骂,没有人臣之节,现在人们已经在争相传诵,朝野轰动。而在当时,新党也确实想找一个人开刀,苏轼因为才华出众而被作为攻击的目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轼似乎难逃这场劫难,虽然当时王安石已经退隐,但是他还有很多门生、很多提拔的新人,其中一个就是御史中丞李定,他和其它新党代表跟着上表弹劾苏轼,不久,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监狱。
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因为因官署内遍植柏树,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又称乌台,此案称为“乌台诗案”。苏轼性格直爽,想啥说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为他直爽的性格,再加上他出众的文才,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是天下传诵。所以,他的影响力极大,而到了这个时候,影响力大就成了重罪的理由。
苏轼一下狱就被问道:“你家祖上有没有丹书铁券?”就是五代之内的免死金牌,这足以说明问题,苏轼犯的很可能是死罪,证据就是一本别人为苏轼刻的诗集。凭心而论,苏轼的一些诗文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很多时候就可以和新法扯上联系,所以就可以说有抨击新法倾向。比如“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意思是,农民净往城里跑,庄稼也耽搁了,孩子跟到城里,什么也没得学,倒把城里人的口音给学会了。这似乎说明新法没有好处。但是有些就是无中生有了,比如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人说这是讽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苏轼起初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可御史台严刑逼供,苏轼受尽了折磨,只能说自己有一些诗讽刺了青苗法和盐法。新党的人想置他于死地,他当时已经完全绝望了,就等着沈括把罪状和供词编织就绪,待皇帝批准后杀头了。
苏轼入狱引起轩然大波,各方都在营救,奏章、信函如雪片般向朝廷飞来,上至国家的宰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在为苏轼说话。 司马光这时候虽然也是被打击的对象,却坚持要救苏轼。弟弟苏辙与哥哥手足情深,更愿意牺牲自己的官衔来保哥哥性命。包括王安石,尽管这件事和王安石变法有关,却并不是他直接害了苏轼,王安石得知苏轼蒙难,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交给神宗,信中只有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历来对王安石十分敬重,他的话自然是有分量的,加上为自己的政敌求情,也确实是少有的事,不能不令人唏嘘感叹,让人心生敬佩:他们都是有伟大人格魅力和艺术才情的文化巨匠。
苏轼的儿子苏迈到处打探消息,营救父亲,每天到狱中为父亲送食,他们约定一个暗号,平常只送蔬菜和肉,一旦大事不好,就送鱼。苏迈当时经济窘迫,有一天出去筹钱,就委托一个朋友送饭,朋友不知情况,居然送去了鱼。苏轼知道自己没救了,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苏轼委托狱吏将信带给弟弟,狱吏却把信交给了皇上,神宗一看很感动,而且当时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病重,神宗要大赦天下,太皇太后说:“大赦可免,放了苏轼足矣。”说罢落泪,皇亲国戚们都喜欢苏轼的诗文,听说他悲惨的遭遇,都为之动容。
神宗觉得苏轼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反复考虑之后动了恻隐之心,赦免了他。苏轼被贬湖北黄州,做团练副使,相当于地区武装部的副部长,但是没有实权,不准擅离该地,无权签署公文,相当于流放了。
苏轼经历了一百三十天的炼狱,大难不死,到了黄州之后,穷困潦倒,还是当地的一个书生替他求情,才求得黄州城郊东坡上一片荒地,苏轼在那建了自己的宅子,房屋落成时大雪纷飞,他将屋内四壁均画上皑皑白雪,命名为“雪堂”。苏轼喜欢白居易,当年白居易被贬忠州的时候,就住在城外东坡,而现在自己也住在东坡,所以他自号“东坡居士”,从这时候开始,文学史上才有了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苏东坡。
苏轼经过这场磨难,性情上有很大改变,他成熟于孤寂潦倒之时,成熟于毁灭之后的再生。在黄州这片土地上,生性乐观豁达的苏轼没有一蹶不振,更没有怨天尤人,生活的种种磨难在他眼中,在他的笔下,竟然都化作了一首首美好的诗词,一段段感人的佳话。苏轼被贬黄州时,写下了著名的“两赋一词”——《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从此黄州的赤壁名满天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千年前发出的一个声音,到现在还能敲打我们的胸膛,震撼我们的心灵,可谓千古绝唱。从此黄州赤壁名扬天下。
黄州虽然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低谷,但是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却成为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 “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静,“吾心安处是吾乡”的泰然,展现的不仅是诗人的浪漫,还有智者的坚强。
苏轼身上有一种力量,能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不忘自己的精神追求,如果说他身处一口废弃的枯井,那么他就能慢慢地流淌出滋润自己、滋养子孙后代和中国文化的点点甘露。他对自己性格的反思和人生的历练,得到了后人的景仰与推崇。
“乌台诗案”的本质是一场文字狱,是北宋影响最大的一次政治事件。苏轼陷于党争,遭到迫害,是他的不幸;北宋帝王对文人比较宽容,又是他的幸运。他自身的影响力极大,加重了他的罪责,是他的不幸;众人因其人格魅力纷纷倾力相助,又是他的幸运。同样是面对风雨,苏轼没有逃,他遵从心灵的指引,实现人生的超越,在世事的河流里从容地做一个摆渡者。当我们回望苏轼的人生,会发现少年的意气风发,中年的愈挫愈勇,老年的达观淡泊,竟然如此完美地呈现在他的身上,他那旷世的才情,可敬可爱的人格,诗词中倾泻而出的真性情至今依旧打动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