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文学家，诗、词、赋、散文成就都极高，而且擅长书法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
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当初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是有寓意的，轼是车前的横木，字子瞻，子是美称，瞻是看，苏轼的名与字是扶着横木看风景。车前的横木其实是没什么用的，父亲想告诉苏轼，以一个无大用的事物作为他的名字，是希望他沉静低调，不要锋芒毕露。而苏辙的辙是车轮子印儿，字子由，由是经过的意思，苏辙的名字就是车轮经过的地方，父亲想让他踏踏实实做人。
名字如同父亲一直以来的告诫，伴随着兄弟二人。苏辙确实名如其人，含蓄内敛。而苏轼，却是性情中人，他的才华与锐气根本掩饰不了，也压抑不住。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更喜欢苏轼，觉得他快意恩仇，洒脱自在，所以他的名气远远在弟弟之上。
苏轼参加会试，就是国家级的科举考试，欧阳修是主考官，以苏轼的文章，毫无争议应名列榜首，但是欧阳修有个学生叫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当时考卷是密封的，欧阳修以为这篇是曾巩的卷纸，为了避嫌，就批了个第二，其实挺冤的，但是这件事当时对苏轼并无伤害，因为据此欧阳修有了不徇私的正面形象，同时更是让苏轼一举成名。
之后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苏轼顺利考中进士，似乎可以大展宏图了，但是他的仕途却并不顺利，可以说他的一生却从来没有远离磨难，而最惨痛的一次灭顶之灾，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乌台诗案”。
当时，北宋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坚决反对，阻挠新政实施。所以，当时在朝野内外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是势不两立的。苏轼一向是个不会见风使舵的人，他总是实话实说，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他先是反对变法，受到了新党的排斥；旧党上台后，他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不同意全盘否定新法，遭到了旧党的戒备；再之后，新党又把旧党打了下去，为了争权夺利，又把他归于旧党。这样，他的位置就很尴尬。
这时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就是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在这段事件中，沈括扮演的是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他本是苏轼的朋友，却因为嫉妒加上立场不同加上个人恩怨，伺机陷害曾经的好友。苏轼被调任为湖州太守时，依照惯例，要写一份“谢恩表”， 表中有这样几句话，意思是“皇上您知道我愚昧，难以追随那些新进的权贵，又不能适应形势；可是您看在我虽已年老，却不爱生事，就派我去管管小民……”在他的这份谢恩表中，“新进”、“生事”这两个词让人听出了弦外之音。谁是“新进”？谁又爱“生事”？ 沈括趁机向皇上奏了一本，说苏轼的谢恩表讥讽时事，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渎职谩骂，没有人臣之节，现在人们已经在争相传诵，朝野轰动。而在当时，新党也确实想找一个人开刀，苏轼因为才华出众而被作为攻击的目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轼似乎难逃这场劫难，虽然当时王安石已经退隐，但是他还有很多门生、很多提拔的新人，其中一个就是御史中丞李定，他和其它新党代表跟着上表弹劾苏轼，不久，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监狱。
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因为因官署内遍植柏树，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又称乌台，此案称为“乌台诗案”。苏轼性格直爽，想啥说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为他直爽的性格，再加上他出众的文才，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是天下传诵。所以，他的影响力极大，而到了这个时候，影响力大就成了重罪的理由。
苏轼一下狱就被问道：“你家祖上有没有丹书铁券？”就是五代之内的免死金牌，这足以说明问题，苏轼犯的很可能是死罪，证据就是一本别人为苏轼刻的诗集。凭心而论，苏轼的一些诗文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很多时候就可以和新法扯上联系，所以就可以说有抨击新法倾向。比如“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意思是，农民净往城里跑，庄稼也耽搁了，孩子跟到城里，什么也没得学，倒把城里人的口音给学会了。这似乎说明新法没有好处。但是有些就是无中生有了，比如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人说这是讽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苏轼起初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可御史台严刑逼供，苏轼受尽了折磨，只能说自己有一些诗讽刺了青苗法和盐法。新党的人想置他于死地，他当时已经完全绝望了，就等着沈括把罪状和供词编织就绪，待皇帝批准后杀头了。
苏轼入狱引起轩然大波，各方都在营救，奏章、信函如雪片般向朝廷飞来，上至国家的宰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在为苏轼说话。 司马光这时候虽然也是被打击的对象，却坚持要救苏轼。弟弟苏辙与哥哥手足情深，更愿意牺牲自己的官衔来保哥哥性命。包括王安石，尽管这件事和王安石变法有关，却并不是他直接害了苏轼，王安石得知苏轼蒙难，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交给神宗，信中只有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历来对王安石十分敬重，他的话自然是有分量的，加上为自己的政敌求情，也确实是少有的事，不能不令人唏嘘感叹，让人心生敬佩：他们都是有伟大人格魅力和艺术才情的文化巨匠。
苏轼的儿子苏迈到处打探消息，营救父亲，每天到狱中为父亲送食，他们约定一个暗号，平常只送蔬菜和肉，一旦大事不好，就送鱼。苏迈当时经济窘迫，有一天出去筹钱，就委托一个朋友送饭，朋友不知情况，居然送去了鱼。苏轼知道自己没救了，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苏轼委托狱吏将信带给弟弟，狱吏却把信交给了皇上，神宗一看很感动，而且当时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病重，神宗要大赦天下，太皇太后说：“大赦可免，放了苏轼足矣。”说罢落泪，皇亲国戚们都喜欢苏轼的诗文，听说他悲惨的遭遇，都为之动容。
神宗觉得苏轼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反复考虑之后动了恻隐之心，赦免了他。苏轼被贬湖北黄州，做团练副使，相当于地区武装部的副部长，但是没有实权，不准擅离该地，无权签署公文，相当于流放了。
苏轼经历了一百三十天的炼狱，大难不死，到了黄州之后，穷困潦倒，还是当地的一个书生替他求情，才求得黄州城郊东坡上一片荒地，苏轼在那建了自己的宅子，房屋落成时大雪纷飞，他将屋内四壁均画上皑皑白雪，命名为“雪堂”。苏轼喜欢白居易，当年白居易被贬忠州的时候，就住在城外东坡，而现在自己也住在东坡，所以他自号“东坡居士”，从这时候开始，文学史上才有了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苏东坡。
苏轼经过这场磨难，性情上有很大改变，他成熟于孤寂潦倒之时，成熟于毁灭之后的再生。在黄州这片土地上，生性乐观豁达的苏轼没有一蹶不振，更没有怨天尤人，生活的种种磨难在他眼中，在他的笔下，竟然都化作了一首首美好的诗词，一段段感人的佳话。苏轼被贬黄州时，写下了著名的“两赋一词”——《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从此黄州的赤壁名满天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千年前发出的一个声音，到现在还能敲打我们的胸膛，震撼我们的心灵，可谓千古绝唱。从此黄州赤壁名扬天下。
黄州虽然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低谷，但是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却成为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 “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静，“吾心安处是吾乡”的泰然，展现的不仅是诗人的浪漫，还有智者的坚强。
苏轼身上有一种力量，能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不忘自己的精神追求，如果说他身处一口废弃的枯井，那么他就能慢慢地流淌出滋润自己、滋养子孙后代和中国文化的点点甘露。他对自己性格的反思和人生的历练，得到了后人的景仰与推崇。
“乌台诗案”的本质是一场文字狱，是北宋影响最大的一次政治事件。苏轼陷于党争，遭到迫害，是他的不幸；北宋帝王对文人比较宽容，又是他的幸运。他自身的影响力极大，加重了他的罪责，是他的不幸；众人因其人格魅力纷纷倾力相助，又是他的幸运。同样是面对风雨，苏轼没有逃，他遵从心灵的指引，实现人生的超越，在世事的河流里从容地做一个摆渡者。当我们回望苏轼的人生，会发现少年的意气风发，中年的愈挫愈勇，老年的达观淡泊，竟然如此完美地呈现在他的身上，他那旷世的才情，可敬可爱的人格，诗词中倾泻而出的真性情至今依旧打动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