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一生取得文学成就广泛，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均有较高深的造诣。他虽然文场得意，但仕途却非常坎坷。
苏轼44岁时，遇到了他命中最惊险的一劫——“乌台诗案”，此案是由监察御史告发的，在御史台受审，可以说，“乌台诗案”开创了我国文字狱的先河。
一、“乌台诗案”始末
1.因诗被捕
元丰二年（公元1079），苏轼调任湖州三个月后，突然被御史台召见，公差皇甫遵宣读公文，说是免去苏轼太守之职，并传唤进京。
从湖州到汴京有二十多天的路程，苏轼被长途押解，一路示众，正如《孔氏谈苑》中记载：“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八月十八日被送入御史台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审，整个逮捕过程干净利落，程序严密，似乎是早有预谋。御史台逮捕苏轼的理由是：苏轼在诗中对朝廷不满和对皇帝不敬。因为宋代的御史台又叫乌台，所以史称此案为“乌台诗案”。
早在苏轼三月上任湖州太守时，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他将自己和“新进”相对，用自己不“生事”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在六月时，监察御史里行引用“新进”、“生事”等词语上奏，暗指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诽谤新政，苏轼于是被捕。
御史台指控的罪证是苏轼刻的一部诗集，而把这部诗集呈给朝廷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说句公道话，御史台指控苏轼对朝廷不满，并没有冤枉苏轼。与新党相比，苏轼在政治上的保守限制了他的思维和视野，他常常写诗讥讽朝廷，贬低新法，给了旧党错误的指导风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法的实施。
2.新党构陷
苏轼的政敌都借此机会，抓住苏轼诗中讽刺新法的地方，曲解诗意，污蔑苏轼对神宗皇帝不敬，逼苏轼承认叛逆罪名。
最先向苏轼发难的是御史何正臣，他指控苏轼诽谤新法，神宗皇帝并没有理他。旧党人见苏轼毫发无伤，心中十分不快。恰巧苏轼此时上奏《湖州到任谢上表 》，里面有几句讥讽时政的言辞，旧党人开始了第二次发难。
御史中皿李定指出苏轼的四条罪状：
一是 “估终不悔 ,其恶已著 ” ，二是 “傲悖之语 , 日闻中外”，三是 “言伪而辨 , ” “行伪而坚 ” ，四是 “陛下修明政事 , 怨己不用 ” 。
而最狠毒的是监察御史舒亶，他在弹劾苏轼的奏疏中逐条分析苏轼的诗，据宋朋九万在《东坡乌台诗案》记载舒亶上奏的场景：
皇帝实行青苗法，他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皇帝要明法整顿吏治，他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却无术”；皇帝要兴修水利，他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
斥卤 盐碱地 变桑田”；皇帝要推行盐禁，他说“岂是闻韶解忘味 , 尔来三月食无盐 ”等等。
经舒亶一解释，似乎苏轼的每一首诗，都是争对新法和神宗皇帝的。而原本就为实施新法苦恼的神宗皇帝，此刻火上浇油，立刻下令御史台立案审查。
3.被逼认罪
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监狱受审时，他的每一个作品都被主审官抓住不放，一审再审，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逼供。44岁的苏东坡支撑不住，他无奈承认了罪名。
然而这样的罪名一旦承认，便只有死路一条，苏东坡也心知自己在劫难逃。他和大儿子苏迈约定，每天送饭都要有菜和肉，如果自己被判死刑，就送一条与过来。
一次，苏迈外出，将送饭的事情交给一位亲戚，可是忘记交代不要送鱼了。这位好心的亲戚刚好送去一条鱼，苏轼一看，心中绝望，他向狱卒借了笔墨，在监牢里写下两首诗，向弟弟交代身后事：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时夜雨独伤神 , 与君世世为兄弟 , 又结来生未了因 。”
苏轼将诗交给狱卒，狱卒又将诗交给上级，层层上传，终于传到神宗手中，神宗看后很感动。神宗本人并不大相信苏轼对他怀有二心 ,也十分赏识苏轼的才华 ,他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 ，所以对苏轼的案子也一拖再拖。
新党人物见神宗犹豫不定，决定发起最后一击。副宰相王珪面见神宗说：“苏轼于陛下有不臣之意 。”但遭到神宗的反驳：“轼固有罪 , 然于联不应至是 , 卿何以知之？”
王珪又引用苏轼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 , 岁寒唯有蛰龙知 。”他解释到：龙飞本在天上，苏轼却要到九泉之下去求，这是诅咒皇上。
幸好神宗不糊涂，替苏轼说道：“诗人之词 , 安可如此论 , 彼自咏桧 , 何预联事 。”
新党成员是想尽办法处死苏轼。
4.多人求情
当时为苏轼说情的人也有很多，上至国家的宰相 ,下至黎民百姓 ：苏轼的弟弟苏辙从中周旋，病重的皇太后曹氏也为苏轼求情，她请求神宗放了苏轼。就连罢相隐居山林的王安石，也连夜写信给神宗皇帝求情。
十一月二十九日, 皇帝下诏赦免苏轼，前后持续五个月的“乌台诗案”终于有了结果。但被赦免后的苏轼是戴罪之身，被贬黄州，充团练副使 , 并且不准擅离黄州，无权签署公文 。
除苏轼外，其他旧党苏辙、司马迁等人也受到诛连。
二、“乌台诗案”发生的原因
诗案发生时，正处于王安石变法期间，朝廷大臣围绕赞成新法与否形成新、旧两党，以司马迁、苏轼为中坚力量的是旧党，他们对新政持反对态度，并且多次写诗文讥讽变法。新党成员也对旧党恨之入骨，在政治上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一场殊死搏斗。
苏轼觉得变法的事情可以从长计议，必须要准备好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人才基础，如果贸然实施将会戕害百姓，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可是神宗皇帝迫切想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在没有经过试验的提前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弄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
苏轼频频上奏皇帝，想要以一己之力阻止变法实行，后来见势单力薄，就联合朝中贤德之士共同抵抗，同时发挥他在当时的影响力，把自己的不满之情写在诗文里，受人广为传唱，最终引来杀身之祸。
三、“乌台诗案”对苏轼创作的影响
1.从“关心政治”到“寄情山水”
“乌台诗案”前，作为传统儒士出生的苏轼，他的作品多与政治有关，他心怀天下，饱含忧患。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
在《教战守策》中，他指出北宋民生祸患的根源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
百姓只知道贪图安乐，没有忧患意识，过分贪图安逸的生活，不懂得吃苦耐劳的精神。
被贬黄州后，苏轼有了淡然处事、出世归隐的想法，因为他深刻地明白早年的壮志已不能实现，黄州恬淡的生活带给他从未有过的安稳和豁达。
如《西江月》中写道：“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山水田园、自然风光成为他后期的主要题材，他常常借自然风光表达内心的失望和唏嘘。
2.从“豪放不羁”到“隽永质朴”
苏轼少年时，心高气傲，张扬不羁，充满豪情壮志，整个人是外放的状态，因此他的诗文也多是豪情满满。他认为诗词应该有作为，又该言之有物。
在《华清引·平时十月幸莲汤》中，他写道：“五家车马如水，珠玑满路旁。翠华一去掩方床。独留烟树苍苍。”在《密州出猎》中，他更是豪情万丈，将自己想要保家卫国的心愿表达得淋漓尽致。
“乌台诗案”后，他内心怀着被贬后的不平与愤懑，他开始收敛自己放荡不羁的性格，认识到自己与政治格格不入，他变得质朴隽永，面对世事也豁达起来。
如他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写这首词时，苏轼已经被贬黄州两年，在赤壁古战场，他想起古人建功立业，而自己仕途坎坷，心中抑郁。但他也意识到，功名利禄不过是大浪淘沙，精神上的豁达才是自由的最高境界。
后记
“乌台诗案”造成了苏轼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使得他内心郁郁不平，但是，这场文字狱让他在性格、处世原则上更加成熟，同时成就了他创作史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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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