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必须强调的是,鲁迅所处时代的文化人几乎人人都曾读过古书,或正在读古书,更有人在鼓吹复古。他的“偏执”其实是在求得一种突破,即破除奴性、勇于反抗,因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鲁迅不是对中国文化实施打砸的“暴徒”,而是立足于重构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九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古书读多了,而是读少了。同学,你们是不是误会鲁迅先生的意思了?
别误会了鲁迅的意思
文|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研组长 张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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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有学生坚定地说:“我不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因为它们的思想深处都有奴性!”
近年来,持此类观点的学生逐渐多了起来。他们一般都是读书比较多,而且颇有主见的。
每当聊到这个话题时,他们总会滔滔不绝地以古代名家为例,孔子、孟子、司马迁、王勃、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东坡、辛弃疾、陆游……不少学生会用鲁迅先生《灯下漫笔》中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人生:“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
更多学生则以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一文为依据抵触阅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先生原文如下:
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附注: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样的学生多了,不得不引起我的重视。然而,鲁迅真的是要我们和传统文化断绝联系吗?果真如此,显然是有些武断了。九十年后的我们又该怎样看待鲁迅当年的观点和态度?
这段文字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同年一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本文是鲁迅应约对“青年必读书”所作的答复。此文一经发表便引发论争,鲁迅先生曾针对反对的声音予以回击。作为后世的我们必须厘清几个问题:
鲁迅为什么要将话说得如此不留余地,说成“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各有优劣”岂不是更客观?
这就涉及到鲁迅所处时代人们的思想状态。先生一九二七年为香港青年会作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他说: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看来,鲁迅的犀利是基于中国人的人性和斗争经验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而最终的目的正在于“不唯中国书,中外都要读”。
这段文字是写给什么人看的?是普天下所有青年吗?
先生在《聊答“……”》一文中指出:“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内,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则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得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
显然,这段文字不是写给保守者或和稀泥者看的,而是向当时勇于革新的“同道中人”发出的慰问,告诉他们“自己并不孤独”。也就是说,对同道中人而言,鲁迅相信这是“你懂的”,他并没有企图做所有青年的导师,况且,鲁迅一辈子拒绝做导师。
鲁迅如此说,是不是不懂中国古代文学而草率地下的结论?
且不说先生有《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关于古代文学的重要著作存世,单就他个人的藏书而言,相当比重的书籍和中国古代文学相关。读鲁迅日记可知,先生从南京到北京之后,几乎每周都要逛琉璃厂等地点的旧书店。
他还常常校正、修补古籍,并没有否定一切的古人和古文化。他曾用二十多年时间编校《嵇康集》,前后校勘达十数遍。在先生看来,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精神界之战士”(《摩罗诗力说》)。
学者赵雪阳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京报副刊》上这样说:“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此,鲁迅这样回应:“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看来,先生是自己先已“中毒”,然后再告诫人们要避免“中毒”。正如《坟·后记》中所言:“乃是用多年痛苦换来的真话,绝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激愤之辞。”
其实,鲁迅关于读中国书的经验,在很多文章中是有涉及的。如《随便翻翻》一文,先生以读《鉴略》的经历为例提出要养成随手翻的习惯,以《四库书目提要》或《简明目录》为例指出要有提纲挈领的意识,同时,要“杂”,要善于鉴别,要读经典作品,要善于思考等等。周氏兄弟虽然分道扬镳,但二人在读书问题上很多观点似乎是一致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京报副刊》发表了周作人的《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他认为:“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所谓“通”的,就是要“判分事理的曲直”“辨别味道的清浊”。他又说:“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也许这也是鲁迅先生作出上述论断的原因之一。
鲁迅心目中究竟有没有一份给青年的中国书单呢?许寿裳是鲁迅的至交好友,也是他一生的“贵人”。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记载:1930年秋,长子许世瑛考取清华大学国文系,鲁迅应邀为许世瑛开列了一份应读书目:
一、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二、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三、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四、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五、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六、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七、《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八、《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九、《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十、《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十一、《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十二、《今世说》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孙伏园补正:《全上古……隋文》即《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隋文》为《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许寿裳自然是鲁迅的“同道中人”,对中国书也是“通”的,他说:“以上所列书目,虽仅寥寥几部,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需翻阅之书,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细读这份书单,我们会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突出“全”,即要全面了解,避免一叶障目;强调“精”,诗文、随笔等都是精华,而且具有原创性;关注“心”,对古人习气、状态、信仰等十分关注;重于“思”,有的书籍具有批判和反思的特性;追求“趣”,有些书籍具有较强的趣味性,不刻板、酸腐。
给亲近的朋友开书单,却拒绝面向公众开书单,这是不是自私、狭隘的表现?其实,因为是朋友,鲁迅了解其是“通”的,才开列了书单,这恰恰是鲁迅慎重且负责任的表现。
必须强调的是,鲁迅所处时代的文化人几乎人人都曾读过古书,或正在读古书,更有人在鼓吹复古。他的“偏执”其实是在求得一种突破,即破除奴性、勇于反抗,因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鲁迅不是对中国文化实施打砸的“暴徒”,而是立足于重构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九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古书读多了,而是读少了。
同学,你们是不是误会鲁迅先生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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