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每一个成长的音乐家，在年少时分都会有一刹那，觉得《英雄的生涯》这样的作品囊括了所有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疑惑、紧张、希望和凯旋……谁都会自然而然地进入青春期，对青年施特劳斯的那种外在浮夸产生认同。以此类推，人们也会随着成熟，自然而然摆脱这种心态。
其实，客观看待理查·施特劳斯并非易事，这里似乎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坚信施特劳斯是上世纪最伟大的音乐人物并非大逆不道，因为他本人并不需要谁去替其炫耀自身的伟大；但在上世纪末的几十年中，他与任何音乐家相比，遭受的待遇都更不公平。乍一看，这样的观点令人咋舌——施特劳斯似乎从未像如今这样，在音乐演出中频频出场，备受欢迎；但这里所指的是那“狡猾”的时尚风潮迅速蔓延，主导着音乐趣味主流。那些自认为激进的弄潮儿，迫不及待地将年迈的施特劳斯赶进浪漫主义坟墓，给他树碑立传称其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但他居然胆敢在二十世纪又活了五十年。
施特劳斯的创作生涯长的令人惊叹：他年轻时代的创作也蔚为大观，如果将这些作品计算在内，他的创作生命至少长达六十九年，换句话说，约等于莫扎特人生的两倍。当然，创作生涯的长短并不重要——许多作曲家也许期盼着能岁逾百年；而有人则准备在三十岁后就进入休眠。不过，创作生涯长短的确是一把公正的尺子，可以衡量作曲家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心智发展水平。
音乐圈的主流趣味认为：施特劳斯创作风格的发展与其生理年龄演化不一致。他们似乎觉得在本世纪开头十几年之后，施特劳斯的发展便陷入停滞，但并不否认其早期作品的成就——有人甚至可以随口唱出其交响诗中的几个曲调，许多人也乐于承认其早先一些伟大歌剧的戏剧价值——如《玫瑰骑士》的轻快妩媚、《埃雷赫特拉》令人窒息的冲击。但大多数人似乎已经达成共识：施特劳斯在当了近二十五年先锋派中坚人物后，还没过五十岁就江郎才尽、黔驴技穷，只等着死亡来终结这一窘境了。
如今站到上帝视角观察，施特劳斯的风格发展在此时迷失了方向，恰恰与现代音乐语言摆脱调性的重要发展（或说是改革）平行。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即使最公平的评论也认为：施特劳斯在此之前达到其生涯的顶峰，而其他作曲家恰巧在尝试突破调性和声的音响屏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特劳斯似乎开始拒绝新的审美，他被主导趣味的弄潮儿们看作是一个试图再现其青年时代辉煌的落伍者。这真的仅仅是巧合吗？
随着本世纪初成长的那代人以及之后的几代人，都认为施特劳斯犯的最严重错误是他没有积极参与自己时代音乐语言的技术发展。他们觉得施特劳斯在打造完一套独特的个人表现语汇、以高度大胆而娴熟的笔法完成自我表达之后，在技术上就陷入停滞——他仅仅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炒自己青年时代那些更有力、更清晰音乐诉说的冷饭。这样一个作曲天才居然不想参与音乐语言扩展的宏图大业；这样一个有幸在勃拉姆斯、布鲁克纳时代就已经写出杰作，又有机会超越韦伯恩，而且一直活到布列兹和斯托科夫斯基时代的乐坛耆宿，居然不想在音乐进化的伟大探险中寻求自己的位置，这对于某些批评家而言简直不能思议。但艺术毕竟不是技术——理查·施特劳斯和卡尔海因兹·斯托科夫斯基之间的区别不能简单地类比成记账计算器和IBM电脑之间的区别。
因此，施特劳斯不仅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人物，也是二十世纪审美道德最致命的两难窘境中的标靶人物。多么混乱的形式呀！二十世纪人们正在试图抵抗艺术发展决定论不可言状的压力，抵抗集体主义所认可的直线历史演化论——施特劳斯的意义远不止是保守派的支点，在他身上人们发现了一个罕见、深邃的人物，整个历史演化的过程似乎都被他否决了。
在近七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理查·施特劳斯作品中最突出的共性是他音乐语汇的惊人一致性。这种例子可以信手拈来——比较他18岁写的《交响诗》（Op.21）和81岁为弦乐队所写的《变形》，和声践行方式二者兼备：两部作品基本上都是用了勃拉姆斯或胡戈·沃尔夫以及（没有那么多模进的）布鲁克纳的和声语言；两部作品都使用了相同的对位风格，尽管晚年作品在这方面显得更明显，但它们都基于同样的信念——无论对位可能引发多少对立音响关系，但其基本职能都是用来充实和声力量而不是为之掣肘。不过尽管具有相似之处，但《变形》给人的影响却好像是以完全不同的和声对位写成的；而且两部作品都显示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使它们不能与任何其他作品混淆。虽然施特劳斯年少时的作品（如《第一圆号协奏曲》）中某些篇章从垂直和声角度来看有门德尔松或韦伯的影子，但只要几秒钟之后就能体会到：尽管早期浪漫派大师的影响巨大，但施特劳斯所展现的是一种完全独创的的技巧。
施特劳斯年轻时代正赶上瓦格纳先期预示的调性语言土崩瓦解，并将和声的心理感知推至人类承受力的极限，但施特劳斯反而比其他任何同辈作曲家都更加关注：在最坚实的形式规定范围内，最充分地利用晚期浪漫派的丰富调性资源。对于施特劳斯而言，这并不单纯是为了当时过度复杂的和声现象寻找补充（如勋伯格在早期作品中刻意、集中的动机运作）；相反施特劳斯的兴趣重在保存调性语言的所有功效——不仅仅是一部作品的基本框架，甚至包括一部作品在设计上最具体的细枝末节。
因此将施特劳斯早期管弦乐的总谱与李斯特的交响诗相比会吃惊地发现：尽管施特劳斯的作品在华丽多彩的和声方面显得更加大胆，但它们在结构概念的每一层面上都极为谨慎。施特劳斯的和声语言与李斯特相比给人一种变化多端但又逻辑统一的印象。与这种极为丰富的和声资源相匹配的是一种常见的类似于洛可可式的线条感和装饰感。因此施特劳斯能够以最简单和最熟悉的方式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除了施特劳斯，又有谁能使用一个平淡无奇的终止四六和弦变成令人陶醉的华丽喧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