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众人眼中，资深“儿童阅读推广人”胡红梅是“读书量大、从教经验丰富、非常勤奋”的深圳名师，是全国儿童公益阅读领域的领头人，而近来因“涉嫌抄袭学术不端”事件，她几乎在一夜之间跌落神坛。3月6日，深圳龙岗区教育局对胡红梅作出撤销其如意小学副校长职务，调离教学岗位的处理决定。（3月16日《中国青年报》）
一个在深圳乃至全国教育界颇有名气的名师，一夜之间走下神坛，殊为可惜，教训是发人深省的。实事求是地说，胡红梅在全民阅读推广方面确实作出了一些贡献，她编写了很多教材，获得了众多耀眼的头衔，可是纵观胡红梅的成名历程，她只是一个阅读的推广人，而不是一个原创者。她的失败在于，她把读书的推广传播当成了创作，无所顾忌地把别人的艰苦劳动当成自己的著述，这就不可避免地滑向“抄袭门”。
公允地说，环顾当下编著阅读类书籍，已经发现和尚未发现的一些疑似抄袭案例还是不乏其例的。阅读教材中的内容高度相似或重合，这在教育行当已经见怪不怪。在教材的编写中，你抄我，我抄你，最后都弄不清到底是谁先抄了谁的了。也就是说，类似阅读与理解方面的教材编写客观上存在抄袭的可能性。因此，撰写中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导赏这类东西本身存在较大风险。
存在较大风险并不是不能涉足。问题在于必须规避风险，避免触碰抄袭的底线。别人创作的精华部分不是不可以拿来，前提是不能把别人呕心沥血的创作变成自己的成果，成为地地道道的不捞而获的剽窃者。其实，为了避免侵权行为，办法也是有的，比如学界采用的“注释”“参考文献”，比如出版上“编著”“编写”的使用。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明文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这条规定的约束条款为：仅限学校课堂教学，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要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不得出版发行。依此对照，胡红梅的疯狂出版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向古人蒲松龄学习。博采民间传闻，朋友口述异闻或邮筒相寄，乃是《聊斋志异》材料的重要来源之一。蒲松龄在搜集、整理、加工这些故事中，为记朋友赞助之功，习惯于在篇末记下故事的具体来源，譬如：“《侯静山》是高念东所述”。此举不仅可以看出蒲松龄对朋友、对文学口述者的尊重，也折射出蒲松龄朴素的原始的著作权意识。
当然，除了教育者要专心研发课程，增强守法意识外，出版者也要反思。那些所谓资深“儿童阅读推广人”的抄袭、剽窃著述能够大行其道，与教育领域阅读书的过度商业化和出版社的监管缺失不无关系。这也是需要我们加以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