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虽然对中国绘画改革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由于在美术界一味地推行写实主义，使其他不同风格(如抽象主义等)在客观上受到一定的制约，容易形成『一枝独秀』的偏颇局面，对『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亦有不利影响人类的视觉经验并非写实所能穷尽，以写实服务于现实也并非是美术的全部功能。
徐悲鸿 泰戈尔像
写实主义如果只是徐悲鸿个人或一个画派的选择，本无可厚非。但是，徐悲鸿作为美术界和美术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以『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态度对非写实者构成了一种压制、排斥和打击，有着阻碍中国美术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
徐悲鸿 马
有识之士对徐氏『一言堂』阻碍美术进步的弊端早就有所察觉。一九二一年，针对徐氏主张的『惟妙惟肖』和西洋画的写实之妙，陈师曾发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指责其『直如照相器』，强调『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
一九二九年，徐氏在《美展汇刊》上以《惑》为题撰文对西方现代派艺术进行了坚决批判，遭到了徐志摩的有力回击，徐志摩认为徐悲鸿『这已超出了允许有个人观点、个人好恶的艺术批评范围，并且这种指责是与事实不符的。塞尚在现代画术上，栽塑术上的影响，早已不可磨灭、不容否认』。
徐悲鸿 速写 甘地像
张少侠、李小山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书中指出：『徐悲鸿在中国画的创新上并不是成功的典范……强求的所谓「真实」往往削弱了中国画的表现力。』陈传席在《徐悲鸿》一文中说：『徐的影响，大家承认了。他的艺术成就，恐怕就很少有人承认了……若就笔墨韵味而论，齐黄更高一些……但徐悲鸿在贯彻他的「写实论」「素描论」时，也确实给中国画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林木在《二十世纪中国画研究》中说：『徐悲鸿的改革是把一种既有的西方模式和一种同样现成的东方模式在缺乏民族传统美学之深厚基础的情况下生硬的凑合，他没有能够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形式语言系统……』
现在看来，他的《九方皋》《愚公移山》等作品过于强调素描、解剖、透视、光影等西画因素，由于强化或倾向于形象的真实感和准确性，因而失去了中国画笔墨特有的气韵性、精神性与丰富性，这些作品中的线大多作为轮廓线来使用，在造型的处理上将笔墨与素描因素相结合，这种毛笔加素描的方法的确使画面缺少了意境和气韵，尽管作品的写实性得到了加强。
当然，『瑕不掩瑜』，毕竟徐悲鸿是人不是神，难免也会“犯错”，但徐悲鸿主张改良、发展传统中国画，立足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美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