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并不是一部阶级斗争的作用。把晴雯与王夫人的矛盾、司棋与主子的矛盾、鸳鸯与贾赦的矛盾归于“阶级反抗”，即使不能说是完全错误，至少也是以偏盖全了。
但是，明清是中国新思想萌发的时代，个性解放、民主思想，在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红楼梦》博大精深，不可能对这些避而不谈。所以，《红楼梦》中最大的反抗，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反抗，而是个人对传统思想、“封建礼教”的反抗。
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红楼梦》中有很多表现。黛玉与宝玉的自由恋爱，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反抗；探春的“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里自有我一番道理”，是对“男尊女卑”的反抗；就连多姑娘的风流放荡，也可以看作是对男权世界的反抗。
“矫枉”有时会“过正”。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进行反抗，有时不免会伤害其他人。个性解放从来是和利己主义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鲁迅《伤逝》笔下的涓生，当然是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代表，可他轻易抛弃子君，又是何等自私与残忍？
《红楼梦》也是这样。
一个出色的女子，嫁了一个不那么出色的男子，已经是委屈了。这男子还到处拈花惹草，“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叫这出色的女子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可是，她又不能离婚。且不说制度上是否真有“和离”一说，光是脸面，就丢不起这样的人。她只能拼命地打击丈夫的外遇，能禁止的禁止，能撵走的撵走，实在撵不走的，索性一杀了之！
“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尤二姐是无辜的。但是平白被分走一半丈夫的王熙凤，又何尝不无辜？贪恋“两块银子，两根簪子，两匹缎子”就送了性命的鲍二家的是无辜的。但是在自己生日宴时，亲耳听到丈夫偷腥的王熙凤又何尝不无辜？被逼着做了“屋里人”，却一年也难得与丈夫亲近一回的平儿是无辜的。为了“显他贤良名儿”就不得不主动给丈夫纳妾的王熙凤又何尝不无辜？
说来说去，那个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不适合贾琏王熙凤的夫妻模式。
可是婚姻制度，却不能由他们来选择，而是世俗已经规定好了的。再能干的妇人，也不能要求丈夫“从一而终”。
王熙凤的泼悍与狠毒，正是对当初通行的婚姻制度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