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刊号
明朝亡国的原因非常的蹊跷。背后的故事令人唏嘘。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全球的白银正如潮水般涌入大明帝国，明朝绝对称得上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富有的王朝中，身为一国之君的崇祯却被活活的穷死。
明朝末年对外军事最大的威胁，不是被神化了的八旗铁骑，而是无法解决的军饷问题。
崇祯元年，朝廷税收共计三百二十六万两白银，可即使把这些钱全用来发军饷，还有一万两的窟窿补不上，为了防止兵变，朝廷开始加税盘剥百姓，而兵变刚刚解决，民变又闹得沸沸扬扬，在这种几乎死循环的情况下，崇祯皇帝以穷到变卖皇家金银器皿，甚至放下尊严来与大臣们借钱的地步。然而此时的明朝不是没有钱，而是收不上来钱，造成这种局面的一大原因，就是横行明末的东林党。把明朝末年所有的天灾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东林党的人祸之灾要命。
这群读书人有多可恶，还要从当年的郑和下西洋说起，其实郑和下西洋绝对不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相反大海洋经济让赚的盆满钵满的朱棣，干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大事，但郑和下西洋是属于国营收入，这巨大的利润蛋糕让代表食神经济的文官们，红了眼黑了心，于是他们开始编排，各种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黑料，其目的就是让朝廷禁海，可当官方宣布禁海令以后，这些有权力的文官则又开始勾结商人，私自开展下海经商。
到了嘉靖年间，这种情况已经一发不可收，巨大的海洋贸易需求促进了江南一带制造业的发展，于是无数富甲一方的商贾名流，迅速在江南一带崛起，也就在这个时候，被罢官的顾宪成回乡办了一个东林书院，这个天天道德仁义挂嘴边的顾宪成，其实就是一个党争高手，于是他以东林书院为根据地，既讲学又议政，逐渐与江南的财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开始垄断明朝的士大夫阶层。
据统计，当时流入大明的白银足足有九亿两，而崇祯一朝财政收入大约每年才三百万两，仅为流入白银的百分之零点三，然而这帮文官可恨就可恨在他们赚了钱，却连一丁点税收都不愿意缴纳，可怜那崇祯皇帝刚提出要征收一点税，东林党就站在道德制高点，大呼要藏富于民。
再说一个更加触目惊心的例子，当时辽东的战士们满身疮夷，食不果腹，说是大明的戍边战士，实则已与乞丐并无两样，而反观江南一带，没收那些变着花样找乐的史神名流，就连当时务工的工人，也都到了没有好酒好肉与茶糕点心伺候着就绝不开工的地步，一面水深火热，一面莺歌燕舞，崇祯皇帝为什么收不上税，无非就是官与商已经死死焊在了一起。这些既得利益者要么大搞土地兼并，要么打通更高级别的官员，而东林党本身就来自江南工商阶层，他们要求不与民争利，但这个名不是黎民百姓，而是江南的裁判老练，你可以说崇祯的政治水平不高，但必须承认，崇祯面对的问题确实非常棘手，要知道到了百年后的雍正时期，此时政局已经稳定，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铁血雍正还是以累到猝死的代价，才勉强做到强压世绅集团一头。当年曹操攻打东吴之时，孙权被战和两派搅得犹豫不决，而鲁肃一语道破人性，他说，我们想与曹操还能混个一官半职，可孙权，你若降曹，定是必死无疑。东林党这帮人就和当时东吴的主降派一样，他们是改朝换代唯一一种王朝规律，并早已做好了，下一个主子进宫的准备。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缢，践行天子守国门的诺言，可第2天朱由检尸骨未寒，东林党与百官已经穿戴整齐，走上了京万店，迎接新的打工生涯，然而极其讽刺的是，书生永远是书生，他们自以为是的逻辑与规则。李自成的起义军不认满清的八旗军，也不认大明崩溃的书生官吏。
崇祯苦苦哀求百官捐款，结果只收到了两万两白银，而在农民军的严刑拷打下，仅一个周奎宁，就从地窖里拿出了三百万两白银，足足一年的税收之多，经过一个月的洗劫，这帮文官们被李自成的大刀，活生生敲出了7千多万两白银，同年，江南的东林党代表，钱谦益刚娶了比他小36岁的柳如诗，是年，钱谦益就在沱沱大雨中，跪着等待清军的到来，此时东林书院刻制的字有多么讽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历史就是这样，不能只看他怎么说，要看他到底怎么做，朱由检再昏庸无能，但他选择站着死，东林党无论如何标榜君子，却要去跪着求生，不过他们终究是低估了清军的残暴，随着江南大屠杀开始，无数金银财宝从地窖中被翻了出来，无数名流被送上断头台，这些精明到骨子里的人打了一辈子算盘，至死也想不到，当年那个苦口婆心，像个可怜虫一样到处讨债的崇祯皇帝，虽然资质平平，先天不足，但他的确为这个王朝的安危付出了所有。
而是谁在当年冷漠的拒绝了他？又是谁自作聪明的认为，自己与这个王朝的安危毫无关系？事到如今，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清军的大砍刀与起义军的棍棒，会给他们上一堂终身难忘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