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篇文章写的很乱，很杂。显得我不太认真，于是特此再写
小序：guoqing友携到乌山一趟，应该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去因为年少无知，对有的东西一笑而过，没有仔细思考，所以再去上课。对于相关图片，上期推文有，在此不重复拿来用。
福州乌山摩崖石刻一则兼论石刻文献的利用与反思
摘要：福州乌山摩崖石刻有元代摩崖石刻一则，涉及元代相关历史人物，且还有四联诗句，对于文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有重要意义。同时，利用石刻文字与相关地方志和传统着作相校对，可以校正文字，订正错讹，丰富和规正同时代的文献。此外，对于石刻文献的利用进行反思，说明利用之严谨和规度之明晰。
关键词：福州乌山摩崖石刻反思
乌山是福州“三山”之一，位于福州市鼓楼区，又称乌石山、射乌山与于山、屏山鼎足而立，被称为“福州三山”。上面有数量丰富的摩崖石刻，记录了大量的人物活动，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作为石刻还对书法方面进行有效的保存和传承，具有较高的欣赏性和文物价值。
一、石刻文献之利用
据记载，乌石山摩崖石刻二百八十九段，其中现存一百四十二段，佚刻一百四十七段。现存石刻中宋刻三十九段、元刻十八段、明刻二十四段、清刻二十一段、民国石刻二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刻二段、疑刻一百五十三段。[1]其中一则石刻为元代石刻，根据整理文献记载为：
追陪偶上道山亭，叠嶂层峦绕郡青。（子迪）
万井人家铺地锦，九衢楼阁画帏屏。（元卿）
波摇海月添诗兴，座引天风吹酒醒。（本初)
久立危栏频北望，无边秋色杳冥冥。（文卿）
"右宪使崞山僧家奴元卿公，佥宪奥鲁赤文卿公，申屠駉子迪公，赫德尔本初公暇日宴集联句也。谭忝备宪幕重，惟诸公皆文章名士，南北隔数千里同住于闽，以道义相处，文字为娱，诚一时之嘉会，因勒岩石以纪我元文物之盛云。至正九年八月望日。经历赵谭识，知事任允书，宪副朵儿只班善卿公继登斯亭，览山川之胜概，睹群公之赋咏，曰此盛事也，遂题于后。"[2]
连句是文人间的游戏，这四句作为元人相关文献之补遗。《全元诗》收录申屠駉诗有四首《金山寺》《访见心复公于越能仁寺见心言有四明》《之游率成三绝奉简》《琼华诗》[3]此联句可补入其中。同样其他三人可以补其诗文文献。清人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言：“右道山亭宴集联句七言律诗一篇。福建廉访使僧家奴元卿、佥事奥鲁赤文卿、申屠駉子迪、赫德尔本初四人、人各二句。跋其后者，经历赵谭。以八分书之者，知事任允也。后有廉访副史朵儿只班善卿续题，亦允所书。诗与书法皆可观。予顷仿计敏夫之例，撰《元诗纪事》，得之刻者凡数十家，此刻前人未有着录者，亟钞而存之。惜元卿文卿本初诸人未能考其氏族也。”[4]这个石刻后半部分（以至正九年八月望日为界）是由任允续上去，非一开始就一体与之前存在，在相关刻字的的书法上也能有所体现，如“宪”字，前半部分上面均无一点，而后半部分则有。再如“盛”字，二字在前后笔势不同。
图1“宪”前文
图 2“宪”后文
图 3“盛”前文
图4“盛”后文
可证钱大昕之说不假。碑刻文献对于人物史志的充实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钱大昕说此刻石前人没有刻录，因此他对于元卿文卿本初诸人不可考证。正是由于他刻录其碑文，使得这些人物开始有记录下来，于此他还编订《元诗纪事》一书，将相关人物钞录其书中。而他的这本《元诗纪事》和现在通行的不同，现在的为陈衍所编篡。由于唐宋、金代诗均有纪事，而元代独无。清初顾嗣立所辑《元诗选》影响颇大。钱大昕想与之同步，故采各家诗文集、笔记与《元史》资料辑为《元诗纪事》。然而，《元诗纪事》似为完稿，亦未见刊本。陈衍有虑于此，故于光绪间即着手于《元诗纪事》的编纂，此书为元诗诗评汇编。另外，碑刻还可以对于人物的交游考，对于同名异人的事迹有所辨正[5]。
翻阅陈衍的《金诗纪事》[6]，其中有：
首连：追陪偶上道山亭，叠障层峦绕郭青。
三联：波摇海日添诗兴，座引天风吹酒醒。
结连：久立危栏须北望，无边秋色杳冥冥。
将之与碑刻文字对比，所列出三联均有字之误。首联“叠障层峦绕郭青”的“郭”字应该为“郡”，“障”应该作“嶂”，三联的“波摇海日添诗兴”的“日”应该为“月”，结联的“久立危栏须北望”的“须”应该为“频”。
“郭”《释名·释宫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指的是事物的轮廓，如唐·孟浩然《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宋·许景衡《访唐尉》：“郭外青山带势斜，松篁深处子真家。”均用此义。而“郡”则指一个区域，和郭所表示的线状不同，它是块状的，如唐·皎然《春夜期裴都曹济集心上人院不至》：“渐听寒鞞发，渊渊在郡城。”元·卢琦《姑苏舟中》：“曩时曾游姑苏郡，明月于今几度圆。”可觉“郭”与“郡”意不同。“障”多用动词，而“嶂”才是形容高险像屏障的山。“波摇海日”还是“波摇海月”的景色来自于眼前所见之景，此日为八月十五，月圆之日，兴致所发，于山顶而望，可见月从东滨升起，画面美不胜收。乌石山最高点为凌霄台，蔡襄曾写有《凌霄台诗》，其中：“缔结青云上，登临沧海滨”，传为绝唱，可觉美景。“须北望”还是“频北望”，向北而望，元都所在，且秋风多从北方至，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其三十休上人怨别》有：“西北秋风至，楚客心悠哉。”唐·刘禹锡《重送鸿举师赴江陵谒马逢侍御》“西北秋风凋蕙兰，洞庭波上碧云寒。”均有风从北至。而一“频”字则体现其宴会之随意，率性，频则是表示次数多，因为其秋色冥冥之景何其美妙，有着浓郁的悲秋气息。而“须”字则无非凸显兴致之趣，登高自然可见山下之宏大之况，何用“须”字。这些字的误用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字的形体相似，作者在写作时候并未注意，没有可以区分，另一方面，由于石刻的经历的雨水的冲刷，饱经沧桑，势必有一些文字残缺或者模糊不清，使得识别困难，只能靠大体构出。
《元诗纪事》的点校并未给出校勘记，而实地碑刻真正的文字却又不同，如若读者非亲自观其文字，又如何知道这几句诗歌之原貌，又如何体会登高临顶，秋色渺渺之美。
此外，还可以对地方史志之误，在《闽中金石志》中文字为：
追陪偶上道山亭，叠嶂层峦绕郭（郡）青，子迪，万井人家铺地锦，九衢楼阁画帏屏，元卿，波摇海月添诗兴，座引天风吹酒醒，本初。久立危栏频北望，无边秋色杳冥冥，隶书刻蟠桃坞。右宪使崞山僧家奴元卿公，佥宪奥鲁赤文卿公，申屠駉子迪公，赫德尔本初公暇日宴集联句也。谭忝备宪幕重，惟诸公皆文章名士，南北（偶）隔数千里同仕（住）于闽，以道义相处，〔文字〕为娱，诚一时之嘉会，因勒岩石以纪我元文物之盛云。至正九年八月望日。经历赵谭识，知事任允书，宪副朵儿只班善卿公〔继〕登斯亭，览山川之胜概，睹群公之赋咏，曰此盛事也，遂题于后。[7]
相校于今文，其中错字两个“郭”与“仕”，衍文“偶”，脱文“文字”“继”。其中“继”字现处于断痕处，但根据刻文间距和排列，可知有一字。
在其中提到后文又有“可补志乘之缺，申屠駉，高邮人，监察御史，福建廉访佥事，见《万姓统谱》。僧家奴，见于《元史》，凡四未知何人也。”也对碑刻记载所产生作用——“补志乘之缺”作了叙述，可以知道在清人编修此书时候，就已经对于碑刻在其他方面的作用已经察觉，并且有广泛地认同。在清人陈棨仁的《闽中金石略》此刻也有记录，其中作联句“嶂”“郡”“月”“频”均与现存同，无衍文“偶”，仅作“仕于闽”与现存不同，而与《闽中金石志》同。[8]
在《福建通志·金石志》其中联句“坐引天风吹酒醒”中的“坐”应该为“座”，与“波”相对应，作“仕于闽”，其余其余与现存同。[9]
在《乌石山志》中仅有作“仕于闽”与现在石刻的“住于闽”不同，其余均相同。[10]
将几种文献和异处录于下：
表 1：几种文献对照表
根据现存石刻的具体样貌来看，“嶂”“月”“座”“频”等情况都能确定，出入较大的只有“住（仕）”“郡（郭）”，对比魏晋隶书碑刻相关字形，两者差异较大，可确定“郡”为定文。而“仕”就不一样。
图 5现存碑刻“住”
可以看到现存“住”字中横笔呈现上凸状，且弧度较大，相对于其他“住”字隶书碑刻来说，为少见。而“仕”在有的隶书中中间有修饰线条如：
图6赵孟頫千字文《中国书法大字典·隶书卷》31页
图 7赵之琛《隶书字典》38页
从语句来说，“南北隔数千里，同仕（住）于闽”用仕更显准确，用同住则显俗气，且后句有“以道义相处”，古人为官讲求“志同为贵”，且四人在月圆之日同望乌山游玩，且刻石前文将个人官职以明，均由他地转入福建任职，可谓“同仕”，而碑刻讲述“同住”往往用“居”。可以猜想，此碑刻当时为“仕”，后期经过雨水等原因，中间修饰笔不明显，且仍有痕迹，于是在新描此碑的时候又将其显出，以为为“住”，故成今日文字。综上，碑刻文字原貌为：
追陪偶上道山亭，叠嶂层峦绕郡青，子迪，万井人家铺地锦，九衢楼阁画帏屏，元卿，波摇海月添诗兴，座引天风吹酒醒，本初。久立危栏频北望，无边秋色杳冥冥，隶书刻蟠桃坞。右宪使崞山僧家奴元卿公，佥宪奥鲁赤文卿公，申屠駉子迪公，赫德尔本初公暇日宴集联句也。谭忝备宪幕重，惟诸公皆文章名士，南北隔数千里同仕于闽，以道义相处，文字为娱，诚一时之嘉会，因勒岩石以纪我元文物之盛云。至正九年八月望日。经历赵谭识，知事任允书，宪副朵儿只班善卿公继登斯亭，览山川之胜概，睹群公之赋咏，曰此盛事也，遂题于后。
二、反思与再论
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出土，“新史料”“新材料”逐渐受到追捧，利用其补证传统文献或者地方史志等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石刻史料来说，如利用墓志铭来进行补遗就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9辑，所收唐文主要是石刻文献，主要是墓志。陈尚君辑校的《全唐文补编》增补了大量墓志材料。韩理洲辑校编年的《全隋文补遗》也包括出土墓志。对于诗词的补充也有，如利用石刻的就有《福建金石文献与<全宋诗>的补正》[11]辑得宋佚诗29首，补充作者11人，校正了作者的补充字句题序等。如赵一的《<全宋诗>订补——以石刻文献为中心》[12]就对墓志、宁波、福州等地石刻为线索，辑得宋佚诗24首句，辨误4首等等。可见这些石刻文献是诗文存放的另一个“宝库”，一个非纸质的的诗文流传点。它没有经过纸质书墨的历时印写，相比而言更接近历史的“原貌”，所以“原始性”是它的最大优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石刻文字利用可以直接拿来，不对其甄别，不对相关字的考证，就对文献进行辑佚或者订正，这样子带来的结果反而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如王连龙在《石刻辨伪通例》[13]中举了大量例子，说明石刻文献辨伪的重要性。但同时辨析“伪”还是“真”，或许是“半真半假”也是艰巨的，需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此外还要对于有文献记录的广泛求之，加以对比探求，这样子才能庖丁解牛一般对于各种文献进行有效的运用，不然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假文本”上的，自然也会贻笑大方，事倍功半。
当然，对于石刻文献，如果有其早期拓本则是最佳，根据早期拓本和现存的石刻可以发现相关文字之误变，因这样子而进行的辑佚或者订补时间上更要往前，也可以根据二者对照看出某些字的“易变度”，从而要更加注意。但是往往一些偏僻处的石刻，拓本往往不存，即使有，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求到。再者，也要注意地方志记录对其石刻的修复记录，因为每一次的修复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变样，有了这些记录，在时间上就有了一个把控。总而言之，对于各种石刻文献，甚至广之出土文献，都要对其加以辨析，慎重下结论，做到有据有理，而理由不充分的想法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或者思考的角度，不可急于求成，否则差之一厘，失之千里。
注释：
[1]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考略》，《闽都文化研究》02期
[2]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1999年，20页
[3]杨镰《全元诗》第42册，北京：中华书局，，311-312页
[4] 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6增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 ，483页
[5]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20-21页.对于僧家奴、奥鲁赤、赫德尔、朵尔只班四人生平有简单考略
[6] 陈衍辑撰《元诗纪事》，陈梦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38-439页
[7] 冯登府《闽中金石志》卷十三，《嘉业堂金石丛书》影印吴兴刘氏希古楼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年
[8]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一，冠悔堂清抄本
[9]陈衍《福建通志·金石志》卷二六，《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福建12 民国福建通志3》南京：凤凰出版社，
[10] 刘永松，郭柏苍《乌石山志 1-2》，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502-503页
[11]陈小辉《福建金石文献与<全宋诗>的补正》，《集美大学学报》（社科版）02期
[12]赵一的《<全宋诗>订补——以石刻文献为中心》，《成都师范学院学报》08期
[13]王连龙《石刻辨伪通例》，《书法研究》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