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微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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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
1980年一个普通的下午，刘慧琴匆匆地赶往她在温哥华工作的社区机构，她将要前往的是当地一个专为华侨、华人服务的社区机构，今天给妇女组上课的英文老师请假了，需要她前去代课。
班上的学生并不多，只有二十来人，年龄从二十岁到六七十岁不等，但上课都十分安静认真。刘慧琴注意到其中有一个年长的妇女，虽年事已高却让她见之不忘。这位妇女长着一张让她感觉似曾相识的脸，穿着入时，气度不凡，脸上时常挂着和蔼谦逊的微笑，被班上的学生称作“大家姊”。点名时刘慧琴了解到这位“大家姊”名叫潘宝娟，但很快她就知道，“潘宝娟”只是“大家姊”移居温哥华后的化名，她的本名叫做胡瑞华，而她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胡蝶。
“民国第一美女”“电影皇后”“中国的葛丽泰·嘉宝”——这位在中国电影初创时期就在影坛大放异彩的民国影后有着无数的头衔与美誉。
她曾经参演过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第一部彩色片、第一部左翼电影；
多次蝉联“电影皇后”的美称；
在1986年获得第二十三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她的美貌被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赞为“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如今，昔年的影后已垂垂老矣。经历过荣耀与苦难的她选择隐居北美，在这个温暖湿润的滨海小城静静回忆自己波澜起伏的一生。
▲民国影后胡蝶
银幕初探：鸣鹂叶中响，戏蝶花间鹜
1908年3月23日，胡蝶出生在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怡和码头附近的辅庆里中一座普通民房里。这一年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几年后，清宣统帝溥仪逊位，中华民国成立。时代的巨大变化也为胡蝶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在胡蝶三岁时，她的父亲被提携为京奉铁路总稽查，胡蝶一家便因父亲的工作而搬离上海，开始了旅居的生活。
胡蝶在16岁之前，随家人迁居北京、天津、广州等地，幼年的她见识到了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也在耳濡目染中学会了风格各异的“南腔北调”。这样的学习培养出了她对语音天生的敏感，也为她之后从事演员工作带来了不少便利。
1924年，胡蝶一家从广州迁回上海，而就是在这里，胡蝶接触到了她将要为之奉献一生的电影事业。
▲幼年胡蝶（左二）
在那个时代，一切都方兴未艾，百废待兴，中国电影也同样刚刚起步。1924年，上海大戏院经理曾焕堂创办中华电影学校，建立了我国第一所电影演员训练学校。一次偶然的机缘巧合，胡蝶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所学校的招生广告，便产生了要报名一试的念头。考试之前她打算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艺名。原想要用“胡琴”这个名字，但转念一想，“胡琴”整天被人拉来拉去，实在不妥。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她想到了“蝴蝶”，“蝴”与“胡”虽同音不同字，但“胡蝶”这个名字仍然可以象征她能像蝴蝶一样自由地飞来飞去。于是，她化名“胡蝶”报考了中华电影学校，并在考试之后顺利地飞入了学堂。
由于初次办学，条件有限，学校的修学期限只有半年。但半年的潜心学习已经让胡蝶具备了作为一个电影演员的基本技能，并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电影理想与追求。
1925年，胡蝶参演大中华影片公司摄制的《战功》，开始了她的银幕生涯。从1925年到1928年，短短三年间，胡蝶辗转大中华影片公司、友联影片公司与天一影片公司拍摄了数部电影。拍片已有一定数量的她对电影事业与自己的演员生涯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当时在天一影片公司已两年有余的胡蝶逐渐认识到天一公司的影片基本上是娱乐性大于艺术性的商业片，且大多数都停留在对旧道德的宣扬上。
“今天，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我又认识到一个演员的成就要靠自身的努力与修养，……但仅仅这一点是不够的，演员的成功还需取决于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导演本身的艺术才能与眼光，可说后者是前者的土壤。”
因此，在1928年，胡蝶离开天一，签入明星影片公司。在这里，她迎来了自己电影生涯最辉煌的时刻。
影坛蝶舞：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胡蝶在明星公司的拍摄第一部电影，便是与阮玲玉合作的《白云塔》。之后，在“明星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与周剑云的力捧下，胡蝶出演了不少艺术性与商业性兼具的经典电影。
她在改编自平生不肖生的小说《火烧红莲寺》的系列武侠电影中出演红姑一角。当时为了突出红姑的形象，制片方在黑白的底片上用红墨水为红姑的披风染上红色，胡蝶就用这天外飞来的一抹红，点燃了中国第一把“武侠热”的火。
▲胡蝶饰演“红姑”剧照
20世纪初期，一部分欧美国家已经开始了从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转变的尝试。电影的转型浪潮很快也席卷到中国。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不仅意味着从制片公司到电影院的设备器材的全面革新升级，对演员的表演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自幼就已熟练掌握国语与粤语的胡蝶相较于一大批只会讲家乡方言的默片演员便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更加顺利地过渡到了有声片时代。
1930年，明星公司与百代唱片公司合作拍摄《歌女红牡丹》，由胡蝶担任女主角红牡丹。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一经上映便使全国为之轰动，甚至南洋各国也争相购买放映权。
▲《歌女红牡丹》剧照
1933年，胡蝶出演由郑正秋根据自己的三幕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并导演的《姊妹花》。在这部电影中，胡蝶一人分饰两角，饰演性格迥异的一对姐妹大宝和二宝。这部电影是胡蝶演员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影片上映后，创造了连演60天的票房记录。
▲《姊妹花》中胡蝶一人分饰两角
同年，上海《明星日报》发起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胡蝶以绝对的领先优势夺冠，获得了“电影皇后”的美称。对于这样的头衔，一向低调谦逊的胡蝶既开心又惶恐，她一再谢绝《明星日报》的“加冕典礼”。最终这场典礼与“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合并举办，而胡蝶直到典礼的尾声才姗姗来迟。接过“电影皇后”证书的胡蝶并未直接发表获奖感言，而是唱了一首歌：
亲爱的先生，感谢你殷勤，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最后一声。
你对着这绿酒红灯，可想到东北怨鬼悲呜？
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今宵红楼梦未惊！
看四海沸腾，准备着锋陷敌阵，我再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再会吧，我的先生！
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
这一首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最后一声》所唱出的爱国之心让在座嘉宾无不动容。胡蝶也展现出了她在电影艺术追求之外的家国情怀。
1935年，苏联在莫斯科举办国际电影展览会，邀请各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听闻胡蝶是当时中国最当红的影星，苏联文化局在邀请电报中特别指名希望胡蝶能光临展会。于是胡蝶作为唯一的演员代表，与中国代表团一同北上前往莫斯科。
▲胡蝶与梅兰芳及上海市长吴铁城代表余先生在赴苏联船上合影
此次欧洲之行，中国代表团先后抵达莫斯科、柏林、巴黎、伦敦、日内瓦等城市，在领略欧洲风情的同时，与欧洲的电影从业人员深入交流，见识到了欧洲各国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之势。代表团带去的《姊妹花》在莫斯科放映之后，苏联电影人的一席话引起了胡蝶的震动。
“他说从前在欧洲看过许多西方人所摄的中国电影，在这些影片中的中国人形象往往是被歪曲了的。他说他虽然明知中国的实际情形不至于这样，但是要把被歪曲了的事实颠倒过来，是需要中国人自己的努力。现在看了中国自己摄制的电影，不仅技术和表演成绩都使人满意，也使西方国家的人民第一次从银幕上看到了健康的中国人民的形象。”
▲图为1935年3月24日苏联对外影片贸易局欢宴胡蝶时留影起立演讲者为名导演家杜甫仁科
胡蝶深感作为一个中国电影人所要肩负的重大责任。她在回忆录中说：
乱世飘零：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当时欧洲各国并不知道中国已有了自己的电影，而且是有声片。自从我们的影片在国外上映后，这种看法以及轻视中国电影事业的心理都有了改变，而且对中国的电影艺术由明了而发生了兴趣。……外国人喜欢有东方色彩的影片，但要使影片能流传到国外去，一定要在题材、内容、艺术手法有较高的水平。这个问题不仅在三十年代，即使至今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欧洲访问归国后不久，胡蝶便与相恋六年的潘有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好景不长，潘胡婚后两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淞沪会战打响，明星公司的摄影场在战火中被毁。胡蝶与明星的合约被迫中止，举家南迁至香港避难。
▲胡蝶与潘有声大婚
1941年，香港沦陷，日军占领香港，一面对民众实施高压统治，一面又对知名人士采取怀柔政策。影后胡蝶自然是怀柔政策所要笼络的对象。侵略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和久田幸助向胡蝶提出了保护生命财产及尊重人身自由的条件，希望胡蝶能与日本当局合作，并前往日本拍摄《胡蝶游东京》的风景片。但胡蝶深知，
“所谓的无条件只是相对的，实质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背叛自己的民族。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言，至于保护生命、财产，尊重个人自由也不过是一个交换条件而已。”
于是，胡蝶一面与和久田虚与委蛇，一面暗中联系游击队准备出逃。最终，胡蝶一家在游击队的帮助下逃出香港，奔向大后方，辗转到达重庆。
在重庆的日子，胡蝶应中国电影制片厂之邀，参与拍摄《建国之路》。当时剧组前往桂林取景，却在拍摄途中遇到了日军向湘桂公路发起的最猛烈总攻。电影的拍摄被迫中断，而胡蝶也在那时看到了她此生所经历的最凄惨的一幕。
“外景队人员挤入了盈千累万的难民群中，后面是炮火连天，四周是儿啼女号，寻爹叫娘。这种凄惨的景象，至今想起，犹历历在目。……
“这一次遭遇，使我的生命有了极大的转变，我发觉养尊处优的生活，不过是建筑在虚无里的一堵墙，一旦灾祸临头，一夜之间人就会变成一无所有。”
经历过战争的苦难，中华大地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蝶一家也终于得以离开陪都，重返上海。但很快，担忧于战后局势的动荡不安，胡蝶在第二年携家人迁至香港。
在香港安顿下来后，胡蝶逐渐淡出影坛，一心支持丈夫事业。但这样安稳的生活仅持续了短短六年，1952年，潘有声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不久便与世长辞。丈夫的离去给胡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我一向比较达观，视人生犹如演戏，我常安慰我自己，在抗战逃亡的日子，在湘桂大撤退中，总说苦戏会演完的，会苦尽甘来的。但这一次，我却真正感到被命运之神逼到了人生的边缘，看不到曙光，只感到有声的逝去带走了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一切生气。”
潘有声逝世后，胡蝶息影近十年，直到1959年才应邵氏公司之邀重返影坛。1960年，胡蝶凭借爱情片《后门》中“徐太太”一角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六年后，58岁的胡蝶拍摄完《塔里的女人》，便彻底告别了她的电影生涯。
▲胡蝶在第七届亚洲电影节上获奖
海外蝶隐：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1975年，胡蝶以亡夫之姓与父母所起的乳名改名“潘宝娟”，移居加拿大温哥华。
在北美这个气候适宜的海滨城市，胡蝶本准备以一个普通的名字安静地度过余生，但年轻时候的名气让人们开始访问、报道这位昔年的影后。为了回报影迷的热情，胡蝶决定留下一本回忆录。1986年，在她的英语老师刘慧琴的代笔和整理下，胡蝶完成了其口述回忆录。
▲1985年，胡蝶与来温哥华访问的王丹凤及夫君柳和清合影
1989年4月23日，胡蝶因病在温哥华去世。她在临终前说：“蝴蝶要飞走了。”便溘然长逝。
蝴蝶飞离了红尘，胡蝶的身影却仍然以其最美丽的模样在银幕中翩翩而舞。
“
“她曾有过绚烂而辉煌的年月，也曾经历过辛酸的时光，但无论生活的遭遇如何，她都能冷静去面对。富贵荣华并未使她傲视一切，平淡的生活她也能安之若素。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保持着谦逊谨慎的善良品德，也许这就是她最不平凡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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