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过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等皇朝之后。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历了百余年发展，虽然曾经一度繁荣，但由于管理不善，导致内部机构臃肿，人满为患，外部辽国、夏国不断侵扰，军费开支陡增，加上花钱买和平，每年要向辽、夏支付高额赔款，导致财政空虚，人民生活困苦，许多走投无路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宋神宗为了摆脱困局，起用王安石，推行了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远见卓识，颁布推行了一系列破除弊端、发展生产、增加税收、提升军备的政策，也是对症下药，颇见成效。单单是国家收入，据有关统计，通过王安石变法积累起来的国库收入，可用于朝廷的开支。然而，为什么史书中很多地方记载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一、王安石的观点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太过激进。宋朝以儒家思想为治理国家的思想法宝，儒家讲究谦让、中庸，如果太激进，就会被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而王安石却在变法前后，提出过惊世骇俗的“三不足”狂言。熙宁三年（1070）春，作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给谋求馆职的一班朝臣初拟了一道“策问”题，内容就是王安石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希望参考者辩驳一下这一离经叛道的“怪论”。可见，当时许多人对王安石的议论十分反感，因为这些言论是为推行变法进行思想铺垫的，所以在后来推行变法中，反对这些言论的官员，反对他变法主张的态度异常坚决。
二、王安石变法触犯了贵族士大夫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中，有一条变法政策就是打击地主们的土地兼并。但是，贵族和士大夫中大地主多如牛毛，打击土地兼并就是抽空他们的钱袋子，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王安石虽然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但他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深知国弊而不懂“官箴”。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伤筋动骨，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结果犯了众怒。贵族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对国家的忠诚，但侵犯了谁都会刺猬般反戈一击，因此，这些锦衣玉食的士大夫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哭爹喊娘向宋神宗告御状，欲置王安石于死地。
苏洵以王安石面垢不擦，衣垢不浣，一年四季不洗澡，而作《辨奸论》一文，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苏洵因此在朝野暴得大名。谏官陈瓘甚至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安石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安石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这些人和这些骂声，不过是反对和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冰山一角而已。所以，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罪魁祸首的记载，真是随处可见，多得很。
当然，也有说话公允的评价，比如，黄庭坚。黄庭坚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对王安石却是欣赏和敬佩的，他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