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被迫开放了许多通商口岸。同时中国也自行开放了很多通商口岸。
首先，西方列强以《南京条约》为依据，强迫满清开放了上海、宁波、广州、福州、厦门五处通商口岸，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由于东南地区水系丰富、水运较为发达、外贸需求相对有限而且建设成本较高，所以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和公路的建设，而是以长江、珠江水路运输为主的交通方式，以港口为终极市场。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华北、东北地区，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条约，把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芝zhi罘fu）、台湾（今台南）、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今海口）、淡水、江宁（今南京）、天津、镇江、九江、汉口和新疆的喀什葛尔（今喀什）共12个城市纳入了开埠通商口岸体系。
1881年至1898年间，德、俄、英、法又通过各类条约分别租借了胶州湾、旅顺口、大连港、威海卫、广州湾，新增数十个通商口岸。沙俄与日本在19世纪末将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地区，沙俄修建了横穿东北北部、纵贯中部的中东铁路，串联其满洲里、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旅顺等重要城市。截至19一战爆发前，列强们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开辟的租借地有74个。
除了“约开口岸”（因条约开放的口岸）以外，还有一种是中国自行开放的口岸，称为“自开口岸”。由于看到了“约开口岸”的成长及其巨大的经贸利益，不少地方官员逐步意识到与世界的联系是不可能隔绝的，城市开放不仅能带来地方经济发展与巨额财政收入，也可以为自身升迁提供助力，因而纷纷要求自开口岸。在这种压力下，清廷于1898年宣布“广开口岸”，两年内即开放了上海吴淞、秦皇岛、三都澳（今福建宁德）、南宁、岳州（今岳阳）等地。在清末列强逼迫中国开放口岸基本停止的背景下，中国自开口岸的势头正盛，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宣布全面开放并与列强相继签订新的关税协定后，这种自开商埠的浪潮才消停。截至1928年，全国共有“自开口岸”29个。
这些通商口岸城市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处于东部沿海，有天然良港，明清时期就已经是沿海贸易或内河贸易中的重要转运站，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等;二是不少已经是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如苏州、杭州、江宁等;三是不少城市是当地的行政中心，或州或府或县，消费能力较强，如奉天、苏州、汉口、广州等;四是多数已是区域经贸中心，均有良好的经济腹地作为支撑，具有一定的经济辐射能力，如天津、芝罘、大连等。正是因为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由此呈现出了以东南沿海口岸城市为龙头，通过铁路、航运等交通体系连接中西部城乡，进而引发农业产业化、生产工业化的近代经济形态成长特征。东部城市由对外贸易、交通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工业生产、金融业的发展，工业生产产生的众多职业带动各地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进而又引发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城市功能逐渐分化，近代城市的基本形态逐渐形成。这些开埠口岸城市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开放的背景下不仅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桥头堡，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