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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党争?别闹 党争在北宋立国时就开始了!

时间:2024-02-21 2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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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党争?别闹 党争在北宋立国时就开始了!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虽然变法最终惨淡收场,但是却在后世掀起了滔天巨浪。很多主流观点认为:正是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朝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新旧党争,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党争最终加速了北宋的变法。所以得出结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灭亡的加速器,它导致的党争恶果为北宋掘好了坟墓。

(图)王安石

那么问题来了:北宋的党争真的是起于王安石变法吗?

1、不一样的立国方式

当然不是!

要知道,党争的本质是双方都拥有着大于一个人的集团。而集团的形成,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宋朝,官员抱团的因素有以下关系:老乡、同窗、师生等。这种关系的建立到维护需要的绝不止十几二十年。所以就可以得出结论,王安石时期如此激烈的党争绝对不是现炒现卖涌现出来的。那么,党争起源于何时?

(图)欧阳修

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认为: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各位君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紧密团结在一起,匡扶社稷,听起来是个非常正能量的故事。

即使如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北宋的“党争”从立国时就开始了。

当时既然大家都是正人君子,那么志同道合的大家形成一党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图)陈桥兵变,赵匡胤登上皇位,北宋建立

而且北宋的开国方式太不一般。但凡王朝开国,除了禅让,很少有不经过流血的。为了自己的土地和子民,君王无不大杀四方。而赵匡胤通过一番军事政变,就兵不血刃夺了江山。

即位后的赵匡胤有感于得国不正,所以加强了对旧有大臣的笼络,解除兵权后许以荣华富贵,而不是“狡兔死,走狗烹”这样对功臣大开杀戒。

这种做法固然笼络了大部分的旧臣,但是旧臣势力太过庞大,威胁中央集权,驾驭他们实在力不从心。所以宋朝改革了科举制度,加大了对取士的录取率。一时间,读书成为时代的主流,更多寒门子弟成为帝国的新官僚。

(图)宋朝科举考试,增加了录取率

所以此时,原有的旧臣就和新上位的新臣必然要形成激烈对峙。不管大家承不承认,这都是党争的开始。

2、不一样的党争形式

党同伐异,大概就是党争的基本形态。对于在党争中失败的人,胜利者无不是欲除之而后快。

但是,宋太祖赵匡胤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宽松政策,这让宋朝成为士大夫最幸福的朝代。对于犯了十恶不赦大罪如谋反大罪的士大夫,北宋也是采取赐死这种很人性的方式。纵观两宋三百年,史书记载只有一个文臣被杀,这就是徽宗朝宰相张邦昌。张邦昌在“靖康之变”后被金国扶植为傀儡政权“伪楚”的皇帝,成为大家眼中的汉奸。后来张邦昌还位康王赵构,最终被赵构赐死。

(图)张邦昌

除了倒霉的张邦昌,还有被莫须有害死的岳飞,其他人还是比较幸运的。

王安石变法只是将北宋的党争公开化、表面化了。之前的暗流涌动在宋神宗时代开始风起云涌。针对在党争中失败的人,一个比较流行的处理方式是流放。清朝将犯罪的人流放到黑龙江宁古塔,那里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能保证意志不坚的人很快挂掉。而北宋疆域最北也就到河北中部,所以冻死是不够条件的。

(图)北宋疆域图

向南向南!

当时的南方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开发,但是岭南地区相比之下还是很落后,这些所谓的化外之地就是最好的流放地。苏轼就被刘放在海南岛,留下了人生中一段难忘的记忆。南方瘴气重,各种各样的传染病盛行,在那个医疗条件还不发达的古代,能活下来也是九死一生。虽然没有直接杀你,但这种杀人于无形的方法也是没谁。

综合来说,北宋的党争形式相对温和,没有后世东林党以及苏联时代党争的那种残酷和血腥,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所有温和的勾心斗角都算作党争。这样看来,北宋的党争开国时就有,王安石变法之后只不过是白热化了。他们的中心思想是不变的,就是争权夺利。

(图)苏轼

3、不一样的统治者

提起党争,无不是一言以蔽之,总之就是朝堂败坏,社会黑暗的体现。

但是自从欧阳修提出“君子亦有党”的论调后,“入党”反而成为一种时尚,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事情。

有了党派,就要斗争。面对下面吵吵嚷嚷的大臣,龙椅上的皇帝应该是暗爽的,这表示没有哪一派能威胁自己的皇位。而皇帝也很乐于在党派中充当和事佬和仲裁者的角色。

但是,北宋的官僚势力太庞大了,庞大到任何一方都可以威胁到皇位的安全。这是个令皇帝头疼的问题。

(图)杯酒释兵权,收回武将权力

一般而言,王朝更迭,都会涌现一批新的统治集团,而旧有的统治集团则在改朝换代中被消灭,这样就让统治集团重新洗牌,社会重现活力。但是赵匡胤没有这么做,这位皇帝在武将交出兵权后,就许以荣华富贵,安享天年。退役的武将是新的地主阶级,地主又以兼并土地为目的,使得北宋初期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社会危机提前到来。而为了防止武将专权,皇帝又大力扶植文官势力以文制武,又导致了文官势力的空前庞大,这就是北宋的“冗官”。

由于士大夫势力空前庞大,所以社会很快丧失活力。范仲淹要变法,很快失败;王安石也变法,最终还是失败。皇帝想办什么事也办不成,很尴尬,咋整?

只有妥协了。

所以我们看到宋仁宗“很放心”地将权力交给大臣处理,被当朝和后代专家歌颂为有强烈的“民主”气息。

(图)宋仁宗

呵呵。

试问哪朝天子不希望自己有“一朝权在手,杀尽天下叛逆狗”霸气?宋朝的民主,只不过是皇权被挟的无奈之举。否则,他们也不会劳心费力地想要改革,因为改革就能颠覆旧有制度,给自己增加筹码。

而当改革也无法改变现状时,皇帝们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和某一党联盟。王安石变法后,皇帝彻底“倒戈”,他们的加入让党争烈度上升,最终导致北宋朝堂乌烟瘴气。

明朝建立后,吸取宋朝教训,开启了皇权、相权、宦权三足鼎立的政治结构,维持了明朝前期的稳定。

可以说,正是由于北宋统治者与众不同的方式,才导致了与众不同的党争,也才造就了与众不同的北宋王朝。

(图)北宋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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