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末，我和太太去华盛顿参加孩子的医学院毕业典礼。结束后，我们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返程。
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黑人乘客。起飞后不久，我不经意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表情有点怪怪的：面目僵硬，嘴半张着。
就在我看他的同时，他的双眼开始向上翻白，头低垂下来，身子倒向一边。
医生的职业直觉告诉我：这个乘客出事了。
万米高空上的心肺复苏
我立刻站起来跟他打招呼，没有反应。伸手触摸颈动脉，也没有脉搏。在他坐着的情况下，我立刻给他胸前做了几个狠狠的按压，仍然没有反应。
我立刻大声呼叫空姐。在空姐的帮助下，费劲地解开病人的安全带，连拉带扯地把他放在窄小的过道上。
飞机上空间狭小只能躺下一个人，我就骑在他身上然后用力做心肺复苏。
作者为乘客进行 CPR（图源：作者提供）
当时我按压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知道：即使我的 CPR 造成病人胸部骨折，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万一抢救不成，骨折与否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抢救成功，肋骨骨折的代价是相对较小而且可以恢复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好人保护法》，无论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被家属诉讼。没有后顾之忧，我得以充分集中精力抢救病人。
空姐们非常有秩序，按照程序搬来氧气筒、面罩和急救箱，有些乘客也都站起来帮忙。
飞机的震动从地板直接传到病人的头颅，测量脉搏变得很艰难，我每次都不能非常确定地判断病人是否有脉搏。但考虑到病人腕部的脉搏是触摸不到的，我继续做心肺复苏。
做了几组心肺复苏后，病人有反应了。他的手开始移动，慢慢地开始可以说话。我紧紧地握着病人的手，一边安慰他，一边询问他的情况。
他的妻子告诉我，病人今年 64 岁，是个高中的副校长，平时很健康，只是胆固醇高，但在服药治疗中。
根据这个情况，我立刻跟其他乘客要了三片 81 毫克的阿斯匹林，让病人咀嚼之后咽下。
时间似乎走得很慢，病人的情况在逐渐恢复。在没有胸痛和气短的情况下，空姐们和其他乘客帮助我把病人扶到座椅上躺下。
看到病人情况比较稳定，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才感觉到背上凉凉的，想必背心已经湿透了。
医生，飞机是否需要紧急迫降？
这时，空姐的一句话让我又紧张起来：「医生，机长让我问你，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对病人来说，自然是最好送到急诊室进一步救治。
空姐对我强调道：「你是医生，只要你觉得病人有生命危险，你就可以命令这架飞机立刻降落」。
我？命令飞机紧急迫降？
此时此刻，在这万米高空，我从一个普通乘客一下子变成这么重要的决策人物，肩上瞬间觉得沉甸甸的，压力山大。
此时飞机正在接近芝加哥，飞机可以在那里降落，把病人直接送到医院。
我知道，紧急下降意味着耽误全体乘客的行程，所有转机都会受到影响，飞机也许要空中丢弃一部分航空燃油，对航空公司来讲也是很大损失。
但如果不降落，万一这个病人有生命危险怎么办？
看看全机满满的乘客，再看看脸色苍白的病人……一边是很多人行程的不便和经济的损失，另一边是一个人的安危乃至生命。我左右为难。
权衡之后，我决定实话实说。
我告诉空姐，我所知道病人的信息有限，无法判断是什么疾病。按照医生的常规思维，是应该马上将病人送到医院救治。但这名乘客目前的情况还算平稳，血压与脉搏都在正常范围，所以无法确认是否应该降落。
空姐立刻把我的意见转达给机长，机长开始跟地面的指挥塔打电话，请示情况。
继续飞行
过了一会儿，空姐让我到来到飞机的前面，用无线电跟地面的空中紧急医疗中心的医生对话。
向对方汇报了患者的情况后，对方作出指示：「建立静脉通道，给病人食物与饮料，每半小时测一次脉搏和血压，继续飞行！」
空中的无线电对话，声音嘈杂，我听完之后，重复了一遍对方的建议，确保我准确理解了对方的意图。
谢天谢地，不必做这个重大决定了，擦擦额头的汗珠，我如释重负。
此时病人已经恢复坐姿。我从飞机上的紧急救护包里找出了静脉输液针头与输液管。
新的问题
然而，新的问题来了：我不会插输液管啊！
虽然 N 年前临床实习时做过，但是我对插入输液管非常不熟悉。平时在工作中，这往往是护士们的工作，她们做的又快又好。
雪上加霜的是，病人说他的静脉超级难找。我只能无比尴尬地对空姐说明情况……
空姐说不要紧，她立刻从前排找了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乘客。我给护士当助手，很快就麻利地完成了静脉插管。
有了静脉通道，有了生理盐水，但飞机上没有挂瓶子的地方。
这是小问题了。一名空姐跑到头等舱，找来一个衣架。我用衣架的钩勾住了盐水袋，然后把衣架塞入行李架内，一个简易飞行救护室就成了。
用衣架做成的简易输液架（图源：作者提供）
看着透明的液体一滴滴进入病人体内，再一次，我如释重负。
平安降落
接下来 3 个多小时的飞行中，我成了该病人的主管医师。每隔半个小时就为他测量一次脉搏和血压，也跟病人和空姐聊聊天。
在这期间，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乘客过来和我握手「Thank you」「Good job！」态度之诚恳，言辞之感人，让我会有种错觉以为他们都是病人的亲友团。
一个叫 Lynn 的空姐从头至尾守护在病人旁边，在狭小的空间内蜗屈着她的小身子，握着病人的手不断地询问和安慰病人，一边做手机记录，传给机长。
空姐们邀请我一道照相。一个叫 Debra 的空姐说她家在凤凰城，说她老公是个牛仔，非常会做美国西部食物，请我有空到她家做客，那劲头，仿佛大家原来都是相识许久的老朋友。
作者与空姐合照（图源：作者提供）
一共 5 个小时的飞行中，大概有 4 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忙着救治这个病人。
终于到达洛杉矶机场，机长广播说让病人和甄医生先下飞机，又对我说了感谢的话。
机舱打开，救护人员鱼贯而入，把病人带下飞机。所有的旅客都待在座位，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急着下飞机。
我们从机舱内走过的时候，乘客们都在鼓掌，仿佛是在欢送一个英雄。
我也莫名地跟着被感动了。5 个小时的飞行，那些能帮忙的旅客都过来帮忙，那些帮不上忙的顾客都是安安静静地做在座位上。
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过来看热闹，甚至我们讨论飞机是否要中途紧急迫降，全程都没有任何的异议，仿佛在说：你们决定吧！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善良的乘客帮忙，如果没有空姐们的良好训练素质，如果没有护士的帮助，很难想象我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的会有什么作用。
我想，凝聚人们的是人性中的善良和真诚。
后记
在我和太太落地回家的路上，接到了病人的太太打来电话，告诉我们病人已经出院，并且已经预约好了他的心脏科医生。
这次经历让我感触颇深——我们并不缺少好心人，但在国内现有的不健全的法律下，每个人都有恐惧，怕事后被控诉和惩罚。
希望这篇文章能推动国内的好人法制定，让每一个需要被援救的人得到及时救治。
编者注：
本文作者提到的好人法，即《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
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是为自愿向伤者、病人提供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
该法律目的在于，使见义勇为者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士施以帮助。
在见义勇为困境频发的今日，本文作者堪称「其乐融融、圆满结局」的救助经历，更显得令人羡慕而引人深思。（责任编辑 刘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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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甄理达：分子与细胞生物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加入南加州 Beaver 医疗集团，工作至今。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 同语轩（ID：tongyuxuanusa）授权丁香园修改发布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