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正在热映，据路边社消息，施老师也是这部大唐版《24小时》的粉丝 ，春节前也曾捧着此书熬夜看了三晚，此处省略剧透2万字。
既然不能剧透，那我们就盘点一下往期推文，顺便脑补出一张这部剧背后的完整的大唐成长轨迹图。
▲《长安的十二时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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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大唐帝国的母体
北魏的政治制度是隋唐帝国的政治制度的母体。
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汉朝的盛极而衰令草原民族首次站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更是使重建东亚大陆秩序的历史使命落到了草原边疆的胡族肩上。
在血光与勇气的洗礼中，沿着西北阴山沿线一路起家的北魏拓跋家族，凭借一系列制度创新，成功地整合了草原的军事贵族和中原的汉人士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超越于中原－草原之上的二元帝国。
西北阴山沿线孕育出的传奇家族不止于此，出身于阴山之侧的宇文泰，便在这里吸取了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失败经验，进行了再鲜卑化、复周礼和府兵制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也为嗣后同样出生于阴山之侧的大唐皇族－李氏家族提供了经验借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要想理解隋唐帝国的政治逻辑，就必须追溯到北魏及随后的西魏—北周的具体政治安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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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青年大唐的稳健
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命运，往往是由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决定的。大唐帝国也不例外。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曾是大唐李氏皇族得以一统天下的关键盟友。二者戮力同心向外扩张之日，也正是青年大唐的血气方刚之时。
但天下的日渐一统，也日益加速着二者“蜜月期”的结束。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更为稳健地压制贵族，太宗之后的大唐君主们一边联合关东贵族以抗衡关中贵族，另一边拔擢出身无赖的酷吏以抗衡整支贵族集团。皇帝与贵族博弈关系的天平，开始渐渐向君主倾斜。
皇权与贵族的这段博弈关系，既给我们呈现了大唐从青年通往壮年的步履稳健，又为我们了掀开了盛世海面下的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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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中年大唐的危机
一个帝国的中年危机，往往是从其精神危机开始的。
公元751年（天宝十载），也就是由雷佳音在戏中主演的死囚于天宝三载解救长安城于倒悬后的第七年，发生了一场震惊中亚的怛罗斯之战。
交战双方是处于巅峰时期的大唐帝国和势头正盛的阿拉伯帝国，这场败仗虽未伤及大唐的元气，但却以大唐在西域的精神世界为起点，渐次展开了大唐精神内核的涣散过程。
而远在长安的人们此时正陶醉于眼前盛世的绚烂奢华，他们和《长安十二时辰》中的百姓一样，觉得边疆的这些危险还只是远方天边的乌云，而未曾留意到东北亚已在隐隐作响的渔阳鼙鼓，四年后将在长安周边掀起一场震惊东亚的血雨腥风。
后世人把这场发生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视为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这场叛乱之所以会发生，核心原因就在于唐玄宗丧失了对于草原的理解能力。
而唐玄宗之所以会丧失驾驭草原力量的技巧，其实从大唐定都长安、远离农耕与游牧的过度地带那天起，相应的祸根就已经被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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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腕晚年大唐的颓唐
安史之乱给大唐以当头一棒，大批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口逃至江南，这一次中国人口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反倒促使江南发展成为了帝国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区。
为应对藩镇割据，中晚唐的中兴名臣们于公元780年进行了财政制度改革，推行了以货币财政为基础的两税法，它虽给大唐带来了全新的财政资源，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整合能力，中兴名臣们最终还是未能拯救苟延残喘的晚年大唐。
发生于唐朝末年的庞勋之乱和黄巢起义，更是拉近了晚年大唐与死亡的距离。
后世人读起大唐的这段兴衰史，有时会扼腕叹息，有时会感慨激荡，感叹大唐盛世从璀璨耀眼到一蹶不振的急转直下，感叹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的互构关系对大唐的塑造……
任凭历史的长河有多么奔流不息，任凭现实的思绪有多么翻江倒海，都无法阻挡内心对终极意义的探索与追问。
对大唐历史的回顾、对中国未来的期待、以及对现有解释的不满，不只牵动着每个正在追剧的小伙伴，也正牵动着每颗正在阴山胡马探寻汉唐之魂的内心。
一路困惑、一路追问、一路思索，一路惊喜，考察的意义，就在于打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关节点，不断构建“发问－寻找－思考－回答－再发问”的探索之中。
西北考察 启程阴山胡马
汉唐之魂 正在知识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