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居延汉简
汉代通行的书体中，草书的崛起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有重要影响。大约从东晋时代开始，为了跟当时的新体草书相区别，称汉代的草书为章草，新体草书相对而言称今草。章草约在汉隶（即指八分）成熟的西汉中晚期形成，并渐趋成熟，至东汉蔚然成风。它的用笔是沿着隶书笔法发展的，在解散结构严整的隶书体同时，主要特征却仍旧在每字结束时采用了波挑法，并且字与字之间多不连属，如张怀瓘《书断》中所说“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就”，正是这种“损隶”大大丰富了书法中的笔法。
魏晋 楼兰文书残纸
关于“章草”的名称，历来有多种说法。
一为史游作《急就章》，章草之“章”系从《急就章》中来。唐张怀瓘《书断》上引南朝宋王愔的话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草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呼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而谓也。亦犹篆，周宣王时作，及有秦篆，分别自若而有大小之名。”把章草出现与《急就章》联系起来，此不可信。此处的“急就章”是史游所编字书《急就篇》的通称，《急就》加“篇”字始于《汉志》，魏以后又改《急就篇》为《急就章》，在汉代“急就章”之名尚未出现。《急就》为汉初儿童识字课本，理当用通行字体，史游作《急就篇》决不会“造一种新字体来写一本新字书的”。考古发现的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中的《急就篇》抄本，也为隶书书写。
又一说法为汉章帝好杜操草书，因章帝而得名。唐蔡希综《法书论》称：“章草兴于汉章帝”，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称“章草者，汉齐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此论在徐浩《古迹记》中也有记载，而章帝前的明帝亦善草书，前人多有否定。《淳化阁帖》中所收托名为汉章帝的草书，都是伪托。
还有一说法为杜操用草书写章奏，故名为章草。张怀瓘《书断》上云：“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 此书也不可靠，汉代草书也通行于各种诏书、簿册中，不只用于章奏。
明 宋克 急就章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上述种种，或时间不符合章草形成的年代，或理由不充分，难以令人相信。必须指出：汉人著作中并无“章草”一词，而只有“草书”之称。从后人伪托的东晋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刘宋时期虞龢《论书表》、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等提到的“章草”一词来看，其名称应是晋以后到南朝时期出现的。魏晋以后，字字独立、工整而带有程式化波磔的草书，被称为章草。如华人德所说的那样，汉代草书的发展和汉隶一样，隶书在汉末魏晋，不是简捷流便，刊落波磔，向行、正书发展，就是夸大、固定波磔的特征而程式化起来，故魏晋工整一路的隶书，变得方削刻板。草书在魏晋以后形成的字字独立、程式化、波磔正是章草的最基本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法帖刊误》卷上也指出“草书”和“章草”的区别：“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可谓之草。”今人裘锡圭对章草有新的解释，认为“章”字指有条理，有法则，汉代旧草书形体有条理，法则严格。近人多以为章草由于书法比今草规矩而得名，这大概是正确的。
汉代草书的产生，最早萌芽于篆书草写的草篆之中，随着草篆嬗变为古隶，草书又继续在古隶的快写中发展。汉代的章草正是在古隶的俗体中衍变而出，在长期的书学实践中，这种原为简易、急速的写法，逐渐约定俗成，形成有法度的草书。再经文人书家的加工美化，章草由实用走向艺术化。“章草”一体，汉代张芝学杜操、崔瑗，在保留了杜操“瘦硬”特征的同时，使章草更为精美，如宋克所论：“张芝书，如老松独倚岩壑，错落盘屈，时飘飘风韵。”魏晋时期的皇象和索靖传递张芝之章草，使这一书体得以继承并光大。这一时期，许多书家用草书书写《急就篇》，影响广泛。唐宋时期，楷行两体盛行，章草一体罕有人作。唐欧阳询叹“章草几将绝矣”，北宋黄伯思亦说“（章草）至唐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
汉 居延汉简
元代赵孟的出现，使宋元以来的书风发生巨大转折，恢复晋人书风的潮流占居朝野。元代虞集在《道园学古录》卷十对宋代以来的书风丕变作了概括：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东）坡、（山）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唯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险，至于（张）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子子昂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元 赵孟頫 急就章册之一 上海博物馆藏
赵孟在打破宋代以来的书写风气而全面回归晋人古典的书风中，注意到了“章草”一体。客观上，元代皇象《急就章》刻本种类繁多，流传广泛，给“章草”体的复兴带来了有利的条件。而赵孟把“章草”体作为他复兴古典的重要内容，多次临写皇象《急就章》，这是在前代所没有的景象。在赵孟影响下，元代邓文原、康里子山、俞和、饶介等均擅章草，在元代出现了“章草”体的复苏景象。
赵孟临写皇象《急就章》，他所书章草所用为刻本，但他以二王之法临写章草，如元代陆友《砚北杂志》卷上所说：“尝以皇象章草与王右军参考，十得八九。”他除去刻帖中的枣本之味，而参以灵动劲健的笔法，有别于古拙之法。原藏于重华宫，今藏故宫博物院署为赵氏大德七年（1303）所书《急就章》应是赵孟临写《急就章》之代表，《石渠宝笈》初编曾有著录。此册章草行笔轻盈而利落，捺笔粗而爽，与汉简章草中的朴拙笔法明显不同，赵孟章草从文人书法角度视之，除去了刻帖中的呆板和僵化，变朴拙为灵动，而赋予“雅化”之用笔，更显文雅生动。
元 赵孟頫 急就章册之二 上海博物馆藏
康里子山的书法曾得赵孟的指授，来复《蒲庵集》卷二中云其“洒翰亲从魏国游，题遍宣麻数千幅”。赵孟善章草之法，在康里氏的作品中得到继承，解缙《春雨杂述》称“子山得其奇伟”，他的代表作《渔父辞册》《谪龙说卷》《李白诗卷》等章草挑法十分明显，用笔果断，在圆转流畅的行草书中增加了刚质劲健的笔法，奇崛独出。文徵明跋康里子山书《李白诗卷》云：“此书出入规矩，笔笔章草，张句曲（雨）谓与皇象而下相比肩，信哉。一时人但知其纵迈超脱，不规摹前人，而不知其实未尝无所师法，观于帖可考见已”。康里氏之章草远绍皇象，近学子昂，而形成自己“纵迈超脱”的面目，是元代复兴章草潮流中的重要书家。
晋 王廙 籍之帖
因康里氏天历和至顺年间曾分别任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和浙西廉访使，在杭州文化圈中，沾溉赵孟书风，同时其以章草为特色的书风亦深深影响了元代后期书家，其中以饶介和危素为代表。饶介的传世作品不多，今存的《五言古诗卷》《七绝诗帖》《赠僧幻住诗卷》《四体书卷》等以章草笔意书之，与康里子山一脉相承，但不如康里氏章草之神骏锐利，而更多的显清雅俊朗之风。饶介在苏州时，为苏州文化圈之核心人物，明初解缙云：
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太朴、饶介之得其传授，而太朴以教宋璲仲衍，杜环叔循、詹希元孟举。孟举少，亲受业子山之门。介之以教宋克仲温。
饶介晚年与宋克多有交往，宋克或是通过饶介继承了康里子山的笔法，并参以己意和古趣，形成新的风格。
三国 皇象 文武帖
元代的章草复苏中，邓文原、俞和等人亦善章草。曾任江浙儒学提举的邓文原（1258—1328），和赵孟关系甚为密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其大德三年（1299）所书《急就章》，结字较方，强化波磔，字字独立，笔法严谨，求得妍美灵动的趣味，和赵孟书风很接近，饶有楷行笔意，袁华称其“若神蚏出海，飞翔自如”。
效法赵孟写章草的还有俞和，赵孟传世的《急就章》被认为出自其手，甚至为传世赵孟所书《六体千字文》代笔，其中即有章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其至正五年（1345）所作《小楷急就章释文册》，可见其对《急就章》的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其《临张芝八月帖》，故宫博物院藏有其《章草诗帖》等，可见俞和对章草的喜爱。明人王世贞以为其章草和宋克齐名。
元 康里巎巎 柳宗元《梓人传》 局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
宋克章草书风延续着元代复兴章草的潮流，并在明初发展到高峰，如台湾学者傅申先生所说：“元末以来，习章草者众，而宋克独得其正传。”
宋克的章草师法皇象《急就章》和索靖章草，吴宽在宋克书《索靖草书势》后跋称“盖得其妙，而无愧于靖者也。”从赵孟到宋克的章草发展脉络表明：有元一代，章草体的兴盛，其书风也在其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不同书家在创作中对章草体吸收，演绎，从而丰富了章草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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