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解读三星堆文物，必须要能正确地解读《山海经》。《山海经》是典型的神巫治国时代的产物，其基础文本的内容可能形成于三星堆文明晚期。深刻地理解三星堆时代所处的社会背景，既是正确地解读《山海经》的前提，也是展开三星堆研究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掌握一定的人类文化学知识。
国家实现社会管理的手段有暴力和非暴力两种。前者主要是依靠军队和法律等国家机器，后者主要是依靠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等思想武器。现就后者言之。在进入文明时代的初期，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神杂糅”，即圣王们往往借助神的力量来加强并维护其统治，并由此逐渐形成了王者集王权、军权、神权于一身的历史格局。王者对神权运用的结果，导致了神圣叙事文化传统的产生。
神圣叙事的时代，我们也可以称为神话时代。所谓神，就是天神、神主。所谓圣，就是人王、大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神、圣二个观念往往混二为一，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神、圣二种观念的结合过程，与“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形成过程是相依相存的共生关系。“天人合一”文化观念的形成，为道家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土壤；而基于“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仪轨制度，则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石。先民在频繁的巫术活动中，发展出了繁缛的巫术仪式，而这些巫术仪轨则成为了后世礼仪制度的渊薮。因此，中国的传说时代也可以称为神话政治时代。
在这一时期，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依赖的思想基础是“万物有灵”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才为古代统治者创造神话，以构建超越历史和现实的神圣秩序提供了可能。神话观念一旦确立，并进入人们的灵魂深处，人们并不会认为那是虚假的。在他们看来，神话“讲述的是绝对真理，叙述的是神圣的历史——也就是未来各世代的标准模式。”（迈克尔·斯坦福：《历史研究导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话时代也是人类在进入成文时代之前的原史时代，夹杂着传说的神话书籍也就是原始时代的历史书籍。
神话是历史意识诞生的母体。从各国的古典文献来看，早期史料都大量出自神话。因此，研究先秦史，不应当也不可能回避神话材料。中华文明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其最早的历史材料蕴藏在《山海经》中。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其最早的历史材料蕴藏在《荷马史诗》中。1873年，德国商人海因利希·谢里曼（Heinrich Schilemann，1822-1890）根据《荷马史诗》发掘了特洛伊古城。，李学勤教授为《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作序时说：
我一直觉得，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微相比。尤其是特洛伊，大家知道见于《荷马史诗》，然而长期以来被指为神话虚构。19世纪晚期，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力排众议，对其遗址进行发掘，获得了震惊一世的成果。三星堆的遭际与之颇为相似，《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关于古蜀的记载，久被怀疑是子虚乌有，甚至在月亮湾玉石器出现以后，没有人相信当地文化有这样久远。由此看来，古代历史文化还有许多未知的奥蕴，有待我们通过科学的工作来探讨揭示。
李学勤认为三星堆与特洛伊的遭际相似，此说甚具启发性。与特洛伊相联系的神话传说见于《荷马史诗》，与古代蜀地相联系的神话除了《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之外，更重要的文献是出自先秦时期的《山海经》。过去，人们无法料想，《山海经》的神树、《华阳国志》中的纵目可以被考古证实。而今，随着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被发现，人们始知神树与纵目虽非自然界实存之物，却是古人观念中的真实之物。
由于神话叙事受到“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故其叙事总是极具张力，富有夸饰色彩。进入春秋时期，孔子开始致力于用理性化思想来对古代神话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他的这一思想比希腊的欧赫美尔主义的产生还要早二百多年。司马迁进一步继承了儒学传统，在其编纂《史记》时，将他认为属不雅驯亦即具有神话性质的话语予以剔除。在西方自然史观的影响下，近代兴起的古史辨运动运用了割裂式的、非白即黑的“二元”式思维来分析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对中国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思想，但由于没有从理论上确立将历史学与人类文化学进行交叉研究的思想，故关于神话与历史关系的混乱认识在当今历史学界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清除，而这正是诸多伪命题产生的症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