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球王李惠堂
李惠堂（1905年9月18日－1979年7月4日），字光梁，号鲁卫，祖籍广东五华县的粤籍客家人，梅州八贤之一，身高1.80米，司职前锋。李惠堂出生于香港，从17岁开始，即活跃于19代－1930年代之亚洲足球球坛，不但是战前少见的中国职业足球球员，也是公认之中国足球球王。并带领港沪两地足球菁英，称霸于第七、第八、第九及第十届的远东运动会。1976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他被评为世界五名球王之一。据统计他在足球比赛中，共射进1860个球，他和巴西名将里登雷克、德国球星宾德、 球王贝利以及独狼罗马里奥是迄今世界上进球逾千个的五大巨星。所谓“听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1940年－1950年期间，接踵而至的中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不但让中国足球发展停滞不前，也让李惠堂的足球球员生涯受到严重影响。1940年战事影响，他从上海转往香港，而1941年日军占据香港后，李惠堂再避难至广东。不过于期间，仍积极参与推广足球活动。1945年二战结束，李惠堂返回香港球坛。因中国时局仍颇为混乱，李惠堂只能带领香港南华球队转往东南亚比赛，也获得十连胜的佳绩。
1948年，43岁的李惠堂宣告挂靴退休，并在港创立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此后定居香港的他转任足球教练，并从事写作及电台、报刊等媒体的体育评论工作。
李惠堂同时于1965年（亦有一说是1966年）起担任国际足球联合会副主席一职，并成为首位担任该会副主席之华人。
因在将近的赛球经历中，于各项公开赛事入球超过2000球，1976年出版的西德足球杂志，曾将李惠堂评选为20世纪的世界5位“球王”之一，与巴西贝利、英国史丹利·马菲士、西班牙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及匈牙利普斯卡斯齐名。但因为他与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关系相当密切，1950年代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相关文献，并无太多李惠堂的相关赛事报道或历史记载。不过总的来说，于1979年去世于香港的他，不但普遍认为是1930年代中国足球风气的带领者，也是开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甚至亚洲足球运动的主要功臣之一。而这些贡献也可从他所著《球圃菜根集》、《杂果盘》、《足球裁判》等相关书籍如见一斑。
（在那个年代，中国足球的水平在亚洲首屈一指。从19起，这支队伍出战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夺得了9次冠军，对日本队更是保持不败，号称“中国铁军”。特别是领军人物李惠堂，被誉为“远东一代球王”，后来还曾被评为与贝利等人并列的世界五大球王。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中国政府曾派出93名运动员参赛。由于当时整体实力落后，中国代表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除了武术表演曾引起轰动外，男子足球队的表现算是最大的亮点。
在那个年代，中国足球的水平在亚洲首屈一指。从19起，这支队伍出战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夺得了9次冠军，对日本队更是保持不败，号称“中国铁军”。特别是领军人物李惠堂，被誉为“远东一代球王”，后来还曾被评为与贝利等人并列的世界五大球王。
1936年4月，结束国内热身赛的球队搭乘法国邮轮前往香港，这支被国人寄予厚望的球队踏上了通向柏林的征途。事与愿违，抵港后中国球队得知，由于国民政府财政困难，无法支付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全部费用。为了实现征战奥运的梦想，球队决定提前两个多月出发，先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表演赛，募集路费。于是，世界体育史上最奇特的一幕出现了。一支奥运代表队，竟不得不靠沿途比赛的门票收入作为参赛费用。在两个多月的旅途中，为了节约每一个铜板，球队不得不乘坐最低级的船，住最便宜的旅馆，有时全体队员住在一间大的房间，床位不够时就只能打地铺。每到一处，为了保证门票收入，除上场比赛的11人外，其他人都要到各入口处去“监票”。参赛队员们更是不顾劳累和伤病，力争每场比赛的胜利。在卖艺般的巡回比赛中，球队取得了24胜3平的不败战绩，共筹得近20万港币。
可笑的是，当国民党政府知道足球队筹集了20多万元港币经费后，居然派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代表周家琪前来要账。尽管许多队员感到非常气愤，但为了顾及那些因没有旅费仍滞留在上海的运动员，球队最终还是汇去十多万元港币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之后，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前往孟买与中国代表队会合，准备在柏林的赛场上大显身手。
7月20日，中国代表团到达柏林。主办方非常轻视，根本没有给中国足球队安排练习场地，队员们只得找些狭小的地方做练习活动。再加上此前密集的赛事消耗了过多的体力，许多队员还出现了伤病，结果在8月6日首场比赛中，面对世界头号强队英格兰，中国队以0比2告负，惨遭淘汰，最终在16支参赛队中仅列第12。实际上在比赛中，中国球员为了祖国的光荣拼尽全力，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落下风，只是由于体力不支而在最后10分钟连丢两个球，当时许多报纸都认为，中国足球水平绝不亚于欧洲各国。
被淘汰出局后，中国球队又转战欧洲各国，以再次筹集路费回家，不过这次他们已得到了整个欧洲足坛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