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20世纪40年代以来不列颠群岛一位风格怪诞的画家，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常以畸形的形象或病态的人物为主题，这些怪诞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这个世界和人类的灾难，他故意把人的丑陋面貌和痛苦挣扎的表情强调出来。
弗朗西斯·培根
纪录片///
FrancisBacon，Self-Portrait，1975，Oil on canvas
我一直希望尽可能的直接和粗暴地处理事情，也许，如果一件事情直接发生，人们会觉得这很可怕。因为，如果你对某人说了一些非常直接的话，他们有时会被冒犯，尽管这是事实。因为人们往往会被事实或过去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冒犯。
FrancisBacon，Portrait，1976，Holding
▲格哈德·里希特｜1932年生于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被称为尚健在的最受敬重的艺术家。1951-1956年就读于德累斯顿艺术学院，1971年任教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
格哈德·里希特
纪录片///
Gerhard Richter，ritratto di Dieter Kreutz，1971
谈论绘画不仅困难，而且可能毫无意义。你只能用语言来表达——什么语言可以交流。绘画与此无关，绘画是另一种思考方式。如果抽象的绘画表现出我的真实，那么风景和静物的题材就表现出我的向往。现在已经没有牧师或哲学家了，艺术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我不追求意图，不追求方向；我没有计划，没有风格，没有使命。
Gerhard Richter，Landscape no.3, 1971
我相信，当我们判断一个音符是否有误时，艺术就有一种对的感觉，就像在音乐中一样。当我对某件事物进行描述时，这也是对现有事物的一种类比；我努力通过描述来抓住它。等待一个想法出现在你身边是一种危险，你必须找到一个主意。首先，在人们看到照片之前，照片必须引起人们的兴趣，然后他们必须表现出一些有趣的东西——当然，他们必须表现得像样，就像一首歌必须唱得好一样，否则人们就会跑开。一定不能低估这一环节，当我作品吸引了博物馆的警卫和外行时，我总是很高兴。当取悦他人受到了不公平的诽谤时，它有很多方面。
Gerhard Richter，Untitled, 1970
我从来没有在模糊的画布上发现任何不足之处。恰恰相反：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比它在一个锐利的图像中更集中。一幅画的很精确的风景迫使你看到一定数量的清晰区分的树，而在一幅模糊的画布上，你可以看到任意多的树。我想试着理解什么是。我们知道的很少，我试图通过创建类比来做到这一点。几乎每件艺术品都是一个类比。因为没有绝对的正确和真理，我们总是追求人为的、引导的、人类的真理。我们判断并做出排除其他真理的真相，艺术在真理的制造中起着形成性的作用。只有当你面对一个过时的、陈旧的传统时，打破传统的冲动才是合适的：我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一点，因为我采取了将传统与价值等同的老式方法（这可能是一种失败）。但是不管怎样，如果积极的传统太强大、太压倒性、太苛刻，它也会引起反对。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总是与需要、绝望和绝望有关。
Gerhard Richter，Landscape no.1, 1972
我的选择取决于我的感受；也就是说，随机选择。当我很久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总是从纸上做起。我相信每一个画家在任何时候的主要任务都是集中精力于事物本质。我觉得浪漫时期非常有趣，我的风景画与浪漫主义有着联系：有时我对这个时期有着真正的渴望，我的一些照片是对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奇的致敬。当然，我总是对自己的无能以及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成，对画出一幅真实有效的图画，甚至对知道这样一件事应该是什么样子感到绝望。但我总是希望，如果我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发生。每当有什么东西出现时，这种希望就会滋生，一种零散的、局部的、最初的暗示，某种东西会让我想起我渴望的东西，或者传达出它的一种暗示——尽管我经常被瞬间的一瞥所愚弄，然后就消失了，只留下平常的东西。
Gerhard Richter，Untitled, 1970
我想让它像照片一样匿名。但这也可能是对完美的渴望，不可接近，这意味着失去即时性。不过，当时有些东西不见了，所以我放弃了。首先，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对象，因此操纵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个先决条件。但我需要照片更大的客观性，以纠正我自己的观看方式。例如，如果我从自然中画出一个物体，我会根据我的个人视觉和我的训练开始样式化和改变它。但是如果我从一张照片上作画，我可以忘记我从这些来源得到的所有标准。我可以不按自己的意愿作画，就像以前那样。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种充实。抽象图片是虚构的模型，因为它们使我们看到一个既看不见也描述不到的现实，但我们可以假设它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