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老人总是如此告诉我们：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就有以国使身份，经陆路或曰丝绸之路，被派往西域，跟中亚、南亚的大宛、月氏、康居乃至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多国进行政治外交往来，从而享誉千古的中国人，那便是陕西城固人张骞了。
而海路呢，历史老人则这般告诉我们：在距今六百多年的明永乐三年（1405年），有一位被称作“三宝太监”的云南人郑姓先贤，也同样以国使之尊，率领一支在其时堪称最先进最豪华的船队，以及2.7万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通使西洋。在28年间先后七次穿越印度洋、大西洋，对沿途数十个国家与地区开展多项外事交流，从而成为继陆路的张骞之后的一位开辟海上丝路的中华民族先驱！
这位历史老人有时也会故意制造出一道看似容易实则一时三刻很难破解的千古谜题，或者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者将某一足以改写历史的事件，深深藏匿于某个不起眼的角落，百年千年地让后来者魂牵梦绕，争相去破解。直到某一天，他忽地高兴了，才将谜底全盘托出，在给世界以极大震惊的同时，也给万千对此曾经有过久久期待的后来人以超值的回赠！
这不就在人类昂首跨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上述中华民族经海路对外交流的历史却因1300多年前便屹立于关中平原的一尊唐碑奇迹般地被发现，从而提前了六百多年！
此碑便是两年前惊现于陕西泾阳的《唐杨府君之神道碑》，又名《杨良瑶碑》。这尊由汤陟篆额、陆邳撰文、赵良裔书丹的唐碑，以拓本计，碑额净高50厘米，碑身净宽90厘米、高180厘米。碑文共35行，行约70字，全文约2400字左右。
从碑文可知，碑主杨良瑶（735—806）系先后供职于唐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四朝的一位“内养”，即服侍皇帝的宦官。杨的祖上可上溯至周宣王之子，入唐后至其曾祖“以功多”累被“赏厚赐”，并定居京兆云阳县龙云乡，即今之泾阳县云阳镇。显赫的家世与不一般的教养，使杨良瑶年少时便立下“以节为志行”，稍长则以“忠勇为己任”的高远志向，于唐肃宗志德年间其23岁时被选为“内养”，开始走上仕途。因其先后在内肃叛乱、外抚边患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累累不辱使命，彰显出较为突出的领导才能，故被赐封、赏赐多次。唐德宗贞元初（765年），他被最高统治者“赐绯鱼袋，充聘国使、判官，兼受国信诏书”，经南海入印度洋，出使黑衣大食，即今中东伊拉克巴格达一带地区，成功地完成了中华民族经海路对外交流历史上的首次重大外交活动，并将已往历史记载的由郑和自海上开辟的对外交流的历史整整向前推进了640年！
尤为可贵的是，碑文的撰写者在遵循一般碑文述身世、颂功德这一惯例的同时，也努力试图以感性的笔触、生动的细节，记述了杨良瑶处事作为时的过人胆略与不凡智慧，乃至情操的闪光之处。如记述其在率队航行途中，面对惊涛骇浪的艰险旅程时，以“藐而无惊险之容，凛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气感鬼神”之句，将其藐视困难、忠勇无畏的气度刻画得有声有色；以“剪发祭海，指日誓众”，状其巧借弄海人剪发祭海习俗，安抚士气、鼓舞军心的过人智慧；用“望夜则神灯表路（指沿途各国所设灯塔），白昼乃仙兽前驱（指在航船左右翻腾扑跌的海豚等物）”等句，既再现所见沿途大海景色的雄伟壮美，又借此揭示出航海者襟怀的浪漫；还有如用“过万国播皇风于异域，被声教育于无垠”，述船队所过之处不忘宣扬国威、播撒友谊的重要使命等等。如此一路写去，让原本极易流于枯燥的史实顷刻变得可触可摸。
唐宪宗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的7月，杨良瑶逝世于长安辅兴里私宅，终年71岁。同年11月14日葬于龙云乡故里。
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到种种历史的局限，杨良瑶作为国使，自海路出使黑衣大食这一重大的外交活动史实却被唐史及其以下的正史所疏漏，直到千多年后的今天，才因其碑的突然被发现，终于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得以重新审视中国对外交流历史的先后，并进而给予更客观、更准确的解读。
这里，让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当唐代进入中期，唐当政者何以会派国使经茫茫大洋前往遥远的中东，而不是去周边的国家或地区？跟黑衣大食交好，对于汉民族的政经文化乃至军事安危，究竟有何意义？
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指出：经初唐至中唐若干年的努力，唐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如东北部的高句丽、百济、日本，以及稍后的渤海国，均先后或被唐灭掉，或以唐为宗主国而存在，南部的安南也已成为唐南大门边的一个重要文化据点。而此时的中东地区则有黑衣大食国的崛起，其疆域已远达葱岭。大食文化其实是继承了当时以希腊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事实上，大食国已成为中西交流的一条不可轻忽的纽带。由此可见，唐代最高统治者审时度势，毅然决定派人出使大食，与其交好往来，原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决策。曾经关注新发现的杨碑的学者张世民也撰文指出：据《新唐书·大食传》所记，“贞元（785—805）中，黑衣大食与吐蕃为劲敌，吐蕃发兵大半而御大食，故已无力再犯唐室边境”。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唐室做出远交大食而近防与己时和时反的吐蕃这一决策的英明。张文还指出：关于杨良瑶经海路出使黑衣大食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正史虽然鲜有记载，可在跟杨同处一个时期，并担任唐室负责外事、接待国宾事务的贾耽的著作中，却所记从南海经印度洋，抵达黑衣大食首都博达（今巴格达）的海上航行路线甚详，想必定然是出自杨良瑶率队出使黑衣大食的海上日志，乃至归国后向当局递交的出使报告。
有道是：“碑上存史，碑可证史。”不容置疑的是，《杨良瑶碑》此刻在其归葬地泾阳的突然面世，已足以改写一段历史了。
此碑值得一说的还有它的书法。
书丹者赵良裔，官衔为“承务郎守郴州参军云骑尉翰林待诏”，似乎是当时的一位地方官员。按常理，像他这样一位在当时并不怎么起眼的官员，尽管写得一手好字，可在书法大家林立的唐代书坛，却因缺乏鲜明个性而很难觅得一席之地。但有趣的是，这尊《杨良瑶碑》的存在让他有书作得以留存至今。
乍一看去，此碑一派浓浓的《怀仁集王圣教序》的楷行书风扑面而来。再细细看去，其中相当一部分字的结体、用笔简直就像是直接从《怀仁集王圣教序》中搬来的。那种形似、酷肖让人不敢相信，此等风格的书作竟是出自以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的雄强端庄、以筋骨见长的书风劲刮的中唐时期的一位书家之手！
众所周知，因最高统治者的极力推崇，自初唐始，举国上下便掀起了一股唯“二王”书风之马首是瞻的书艺热潮，乃至贯穿整个唐代始终。这是继中国书艺最辉煌的魏晋之后崛起的又一书法巨匠林立的时代。但这后者却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无论是初唐的欧虞褚薛，抑或是中晚唐的颜柳杨（凝式）等，他们的书法无一不是以师“二王”为始，而又以法众家而自创新意，并最终以既饱含坚实丰沛的传统因子又别具鲜明个性的书法语汇，稳稳独立于千秋书坛，成为后来争相效仿的楷模！可正如塔之千仞始于阔大沉默的底层那样，在唐一代，那些更多更广大的虽然也一样师王及其他大家的书人，其书作尽管也曾继承传统，功力不俗，终因缺少那么一份宝贵的个性，其书迹连同姓名便悄无声息地被时光的尘埃所消匿！可话又说回来，那些独标异帜的大家们，他们又有哪个不是从这个雄厚的庞大的普通书人队伍中脱颖而出的？
本属于上述大多数普通书人之一的赵良裔却成为极少数的例外之一。其书迹必定会因《杨良瑶碑》所载的这一足以改变历史的重大出使活动，而幸运地获得被人审视谈论的光荣！
想不到，一尊在阳光照耀下默默站立了千年以上的石碑竟藏了这么重要的一桩历史秘密，且一藏竟是千年以上。匪夷所思的事实让我们遂有了上述种种思辨，当然这其中还让我们捎带着谈论了一点儿跟书法怎样才能永葆青春有关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