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铜器的研究由来已久。作为中国考古前身的金石学时期,商周铜器是其主要研究对象。诸多金石学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商周铜器资料。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後,商周铜器研究逐渐走上考古学的轨道,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
一 20世纪以前的商周铜器研究
20世纪以前的金石学时期,从现存年代最早的北宋吕大临《考古图》(1092年成书)一书,到清代乾隆皇帝御纂的《西清古鉴》等四书,著录铜器的模式一成不变,都是先摹绘图形和铭文,再记度量衡数据,並进行一定的考释,个别的交代出土地。
宋代的《博古图录》,对青铜器的名称、用途、分类所作考证,卓有成绩。许多器物和纹饰的名称沿用至今①。
清代金石学者,精于鉴别,详于考证,有其独到见解。但在整体上与宋代相比,青铜器研究並无进步。
总的说来,这800年间的青铜器研究,所据均为零星出土资料,断代粗疏,未能形成体系。
二 20世纪前20多年的商周铜器研究
20世纪初, 近代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暂时还没有中国学者进行考古发掘,也没有类型学的器物研究,因而商周铜器研究尚未发生变化。
与商周铜器研究有关的新情况主要是:(1)由于修筑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导致大批古代文物的出土,其中包涵许多重要的商周铜器。(2)照相制版技术的引进,使商周铜器资料的传播更为方便,更加準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许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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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商周铜器研究中,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贡献最大。
罗振玉于19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提出“古器物学”这一新的概念,对商周铜器研究的发展有重要的推进作用②。他本人的具体贡献是,收集殷墟等地出土的铜器,用珂罗版精印流传。当时编印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梦郼草堂吉金图》(1917),继而又有《贞松堂吉金图》(1935)等书。这些书都仅卷前有一序言,书中没有说明文字,也就没有準确断代和比较分析。後来编印的《三代吉金文存》一书(1937),收录商周铜器铭文的拓片4800餘器,在此後数十年间是收器最多、行用最广的金文集录。
王国维在商周铜器研究方面,著有《古礼器说略》(內容包括《说斝》、《说觥》、《说盉》、《说彝》和《说俎》上下,见《观堂集林》),正确判别几种器物的名称。
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仅日本编印过几种图录,例如《帝室博物馆鉴赏录 ·古铜器》(1906)、《支那古铜器集》(1910),特别是滨田耕作编撰的《泉屋清赏》及其增订版、别集和续编(1919-1927),同样属于金石学性质。
三、20世纪代後至40年代的商周铜器研究
这一时期,田野考古已在我国兴起和初步发展,类型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开展。商周铜器的研究,主要对象虽仍为传世品和非发掘出土品,但已引进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
非考古发掘出土的两周铜器增加较多,主要有:新郑李家楼(1923)、浑源李峪村(1923)、洛阳金村(1928)的东周铜器,宝鸡祀鸡台(1929)、洛阳马坡(1929)、濬县辛村(1930)、周原函皇父组(1933)和梁其组(1940)等西周铜器,以及寿县楚器(1931)。这些铜器,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或编撰成书,或专文论述。
考古发掘已有一定的开展,但发掘出土的商周铜器並不太多,主要有:安阳小屯殷墟(1929、1931-1933、1936、1937)及侯家庄殷王陵区(1934-1935)、濬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1932)、汲县山彪镇(1935)和辉县琉璃阁(1935、1937)的东周大墓。这些资料,当时多未详细发表。
这一时期,马衡、郭沫若、容庚和陈梦家,对商周铜器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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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于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金石学,最早全面阐述古代铜器的类别、名称、用途和时代特征,並且论及考古学上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进化。後又发表《中国之铜器时代》(1927)一文。
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初版1932年,收两周器共251器;增订本1935年, 收两周器各162件),第一次将考古类型学应用于有铭文铜器的研究,创立标準器断代法,区分西周之器的王世和东周之器的国别,初步建立金文研究的体系。该书的《图编》部分,收铜器图像253器,是第一部两周铜器的简要图谱。他还进一步论述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发展,将其划分为四期:即滥觞期(大率当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後期及周初)、开放期(恭懿以後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③。
容庚直接接触的国内资料最多,也能随时看到国外的有关论著。所编《宝蕴楼彝器图录》(1929)、《颂斋吉金图录》(1933)、《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海外吉金图录》(1935)、《善斋彝器图录》(1936)、《颂斋吉金续录》(1938)、《西清彝器拾遗》(1940)七部铜器图录, 收器总数达800餘件,突出特点是注重纹饰的著录与研究④。後又以八年之功,著成第一部综合性论著—《商周彝器通考》(1941)。该书全面阐述商周铜器的各方面问题,特别是划分殷商、西周前、西周後、春秋、战国五个时期,举例说明各个时期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的特点。所举各类铜器多达1031件,分别按器形和时代排列,形成内容更加丰富的铜器图谱。容庚另一部影响甚大的名著《金文编》,初版于1925年,又于1939、1959、1995年三次增订再版,至今仍是最好的金文字典。
陈梦家编撰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1946),卷前所附《中国铜器概述》一文,对商周铜器作更细的分期,又按地域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土五系,试图进行文化系统的探讨。当年他是国内唯一直接接触大量海外资料的学者,曾广泛考察流散北美和欧洲的中国铜器,並将美国、加拿大和北欧所藏中国铜器分别编成集录,收录商周铜器总计近2000件。其间又于1945年11月在美国中国艺术学会第六次年会上发表《中国青铜器的形制》为题的讲演,对250多件铜卣进行详细的类型学分析,讨论其发展谱系与年代⑤。
另外,李济发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3和第4册,1948)等文,根据10座墓的地层情况和所出铜器的器形分析,讨论殷代青铜容器及锋刃器的形制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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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与中国学者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日本的梅原末治以编撰内容丰富的图录著称,根据形制进行铜器分类。所编大型图集《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33-1935)的彝器部分,收录青铜容器250件。又编撰有《战国式铜器的研究》(1936)、《洛阳金村古墓聚英》(1937)、《河南安阳遗宝》(1940)、《古铜器形态之考古学的研究》(1940)等书。英国的叶
(W.P.Yetts),先是编撰《猷氏集古录》(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and Corean Bronzes,Sculpture, Jades, Jewellery and Miscellaneous Objects, 1929)一书,1936年发表《中国艺术展览》一文(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Burlington Magazine No.68),将中国古代青铜器分为商殷、周、秦和淮式三期; 1939年又在《柯尔中国铜器集》(The Cull Chinese Bronzes,1939)中, 重述这种分期意见⑥。瑞典的高本汉(B.Karlgren)著有《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周时代》(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BMFEA No.8)、《中国青铜器的新研究》(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BMFEA No.9)等论文,以郭沫若的铜器断代为基础,进一步探讨殷周铜器的分期,并对纹饰作类型学分析。
四、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商周铜器研究
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田野考古成为考古研究的主流。这个时期商周铜器研究的基本资料和研究方法,都与传统的金石学完全不同,是商周时期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
商代田野考古的最大进展,一是发掘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商代前期遗址,发现当时的青铜容器;二是对殷墟进行文化分期,但发掘 中所作分期並未涉及铜器; 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4、5期),根据30年代的发掘资料,将殷墟文化分为4期7组,其中包括殷代铜器的分期。
西周铜器的新资料,主要有长安普渡村(长甶墓)、长安张家坡、扶风齐家村、郿县李家村、蓝田寺坡等窖藏,均经考古人员进行现场清理,有关学者多有具体论述。丰镐地区的《沣西发掘报告》(1962),将西周墓葬分期与铜器研究结合,根据出土铜器与大盂鼎、禽簋等标準器对比,推断各期墓葬的绝对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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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铜器的新资料,主要有陕县虢太子墓、寿县蔡侯墓、信阳楚墓,以及其他东周墓。虢太子墓和蔡侯墓的墓主身份和年代都很明确,为东周铜器研究提供新的标準器群。《洛阳中州路》(1959)的东周墓葬分期,也是根据出土铜器与传世铜器对比,推定各期的绝对年代。郑州、安阳、侯马铸铜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和东周时期的铸铜工艺,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
博物馆藏品图录,有台北出版的《故宫铜器图录》(1958),上海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1964),其中都有许多重要的传世铜器。前书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印製欠佳。後书则是当时国内外印製最精的彩色铜器图录。
综合研究方面,李济与万家保合作,对上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所获170多件青铜容器,进行详细的全面研讨(李济负责形制花纹的比较研究,万家保负责铸造工艺的研究), 于1964-1972年陆续出版《古器物研究专刊》5册,总计百餘万言,但未进行殷墟青铜器的分期。郭宝钧遗著《商周铜器群研究》(1965年完稿, 经邹衡、徐自强整理,1981年出版),选取发掘出土的典型单位,以年代明确的器组为界标,进行分期研究。虽然分期稍嫌粗略,取材不用传世品也有偏颇,能对发掘品作系统整理,据以探讨商周铜器铸铜工艺和形制花纹的演变,仍属难能可贵。
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一书(1954-1966年写作),在研究方法上对郭沫若的标準器断代法有较大的发展。该书对250餘件判定王世之器和100餘件关联器的铭文进行考释,更加注重器物的多方面联系,将相关资料列举得尽可能齐全;并且对西周的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特别是某些器形和纹饰的演变,作过比较深入的详细论述。陈梦家这部未能最後完成的名著,经过我们根据遗稿进行认真的整理,初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的论著。梅原末治的大型图集《日本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59-1962),收集青铜器400件。水野清一的《殷商青铜器编年之诸问题》(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殷代青铜文化的研究》,1953),企图从铜器铭文和器形两个方面,区分殷代和西周铜器。又著有《殷周青铜器和玉》(1959)一书,研究兼顾器形、花纹和铭文,将殷墟、西周、春秋、战国均分为早、中、晚三期。樋口隆康的《西周铜器之研究》一文(《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七,1963),更加注意新出器群与标準器的结合,也将西周铜器分作三期。01-5
五、最近20多年的商周铜器研究
最近20多年是中国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新时期,商周铜器研究和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无论是资料积累,还是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都与过去不可同日共语。
70和80年代多次发现大批重要铜器:商代有郑州铜器窖藏、殷墟妇好墓、新淦大洋洲墓、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等。西周有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周原庄白等窖藏、宝鸡[弓鱼]国墓地、洛阳北窑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等;东周时期有淅川春秋楚墓、太原晋国赵卿墓、随县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等。
商周铜器资料的丰富积累,使有关研究出现新的局面。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目前最完备的商周铜器铭文选编。该书1-4册(1986—1990),选录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铜器铭文925器,並且进行简要的注释,其中商器21件、西周器512 件(判定所属王世或期别)、东周器392件(区分所属国别)。第5册索引,尚未出版。
关于商代铜器,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以70年代以前的发掘资料为对象,根据出土层位和共存关係,结合器物的形制、花纹、铭文和组合形式,系统考察商代早、中、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容器的特点。郑振香、杨锡璋等合著《殷墟青铜器》(1985)一书,则选取1958--1982年殷墟发掘出土的200多件铜器,根据遗址和墓葬的分期进行全面研究,阐述各期铜器的形制、组合形式和装饰特点。
关于西周铜器,唐兰晚年遗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写作于1976-1978年,为未完稿,考释写至穆王(计176器),穆王以後仅存释文,所作论述对形制、纹饰偶有涉及。吴镇烽为《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所写概述(1979)、卢连成的《陕西地区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铜礼器》(《宝鸡[弓鱼]国墓地》附录,1988),将陕西新出土的西周铜器,与传世标準器结合,进行全面的排比分析。李学勤的《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1979)一文,根据周原的庄白、强家两处铜器窖藏资料,深入讨论过去缺少典型资料的西周中期铜器断代问题。刘启益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研究的一系列论文(2002年连同关于西周年代的论文, 出版为《西周纪年》一书),选取400多件传世和发掘出土的西周铜器, 采取从月相定点说出发的“干支联系与排斥法”,将其串联成许多铜器组,结合根据考古类型学排比的器形和纹饰特点,排比分析这些铜器组所属王世。01-6
东周铜器方面,开始进行分区研究。高明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2--4期),是发表较早的一篇长文。该文选取22个典型单位,先将其归纳为10组,考察东周时期礼器组合的变化;再分析各类铜器器形和花纹的特徵,讨论它们的演变规律。後来,又有学者对楚、虢、齐、燕、秦及吴越的青铜容器的分期及相关问题,作过不同程度的讨论。
商周铜器纹饰的专题研究,过去国内学者的研究比较薄弱。陈公柔、张长寿发表关于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兽面纹断代研究的论文(《考古学报》1984年3期、1990年2期),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进行类型学的排比分析,探讨两种重要铜器纹饰的发展轨迹。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纹饰》(1984)一书,是目前国内唯一的铜器纹饰论著。该书以上海博物馆藏器为主,收录铜器纹饰拓片1006幅,按其类别和型式编成图谱。卷前综述和类别说明,对商周铜器纹饰的发展阶段,各类纹饰的构图特点和流行时间,分别作了论述。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首推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铜器综览》1-3卷(1984、1986)⑦,再有白川静的《金文通释》(1984)⑧,都是内容異常丰富,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美国的《赛克勒藏中国古代青铜器》1-3卷(1987、1990、1995),分别由贝格立(W·Bagley)、罗森夫人(Jessica Rawson)和苏芳淑编撰,收录商代铜器104件、西周铜器129件、东周铜器86件(组)。这是近年西方国家出版的最佳中国青铜器著作,不仅印製得十分精良,而且区别于一般的铜器图录,对每件铜器都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
最近10多年来,商周铜器研究又有新的发展。曲沃晋侯墓地的发掘和研究,对西周中晚期铜器断代的意义自不待言。虢国墓地的再发掘和和郑韩故城祭祀坑的发现,也有重要收获。其间,先後召开过几次专题研讨会,例如上海博物馆的“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座谈会(199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讨会(2001),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春秋郑公大墓青铜器”研讨会(2001),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山西省文物局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研讨会(2002),都有众多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並出版内容精彩的论文集。01-7
新出版的重要青铜器论著,有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研究》()和李伯谦的《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1998), 分别集结三位学者的有关论文,前二书侧重新见商周铜器的铭文考释与相关问题讨论,後书侧重商周青铜文化的谱系研究。新的通论性著作,有马承源主编,陈佩芬、吴镇烽、熊传新参与执笔的《中国青铜器》(1988), 朱凤瀚著《古代中国青铜器》(1995),都尽可能归纳已有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附以大量典型器物的图谱,後书更详细列举考古发掘的典型单位。专题论著,有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合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1999),刘彬徽著《楚系青铜器研究》(1995)等。铸铜工艺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编钟音律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博物馆藏品图录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陆续出版《商周青铜粢盛器图录》(1985)、《商周青铜酒器特展图录》(1989)、《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1998)、《故宫西周金文录》(2001)等书,前二书分别附有陈芳妹考订青铜粢盛器、酒器类别、器名和功用的论作。重要图籍还有李学勤的《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1995),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故宫青铜器》(2000),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保利藏金》(1999)及其续集(2002)。
值得特别提到的还有,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993-1998)。全书16卷,以考古发掘品为主,兼及有代表性的传世品,内容包括夏商至秦汉时期, 以及西南和北方边境地区的青铜器,还有历代的铜镜,均属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精品,共计2700件。各卷由研究有素的学者负责分编,并撰写概观性专论。其中有杨育彬、杨锡璋、张长寿、陈佩芬、吴镇烽、王世民、郝本性、陶正刚、杜廼松、熊传新、李国梁、俞伟超、赵殿增、張增祺、田广金等。全书又冠以马承源的《中国青铜艺术总论》。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集成之作,是商周铜器研究的一次较好总结。马承源还主编有《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1995),收录各地博物馆所藏青铜器的精华,资料也很丰富。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三四十年资料积累,由王世民、陈公柔、张亚初、刘雨、曹淑琴等参与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 。全书18巨册,收集商周铜器铭文近12000件。举凡宋代以前著录, 各地历年发掘出土, 以及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有铭铜器, 剔去伪器和重複,尽可能齐全的收录。这是目前收录资料最丰富的铜器铭文集录。原计划在拓片集之外,再汇编图像集,並已积累众多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编成。另外,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黄翔鹏主持,在国家文物局支持和社科院考古所协助下,组织有关省市考古文博单位共同编撰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现已出版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湖北、江苏、四川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卷。01-8
所收各地出土、收藏的大量音乐文物,商周时期的青铜乐器占较大比重,其中许多未曾见于著录。
纵观商周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从零星出土铜器的简单著录,转化为进行传世品的断代,再到真正走上考古学的轨道,即以考古发掘品为主,结合传世铜器资料,进行系统的类型学研究,逐步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目前,商周铜器资料已经积累得相当丰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都有一定的开展。但从完善学科体系的角度考虑,深感:(1)对商周铜器考古学研究的重视还很不够,现存资料有待全面清理;(2)商代和西周铜器的研究进行较多,东周列国则亟待改善(各地资料的积累与研究既不平衡, 相互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嫌甚少);(3)铜器形制和组合的研究较多,纹饰的详细分析尚少。今後,通过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和相互合作,商周铜器研究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2002年3月初稿
12月修改补充
注 释
① 刘昭瑞《论宋代的古器物、古文字研究》,见所著《宋代著录商周青铜器铭文笺证》,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刊行时题为《古器物学研究议》;收入《永丰乡人稿》甲编《云窗漫稿》时,改题为《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
③ 1933年,胡光炜(小石)讲述、曾昭燏记录的《古文字变迁论》,在南京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1卷第1期发表(见《胡小石论文集》147-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也曾主张对铜器花纹与铭文作综合研究,并且提出分作“殷与周初”、“宗周中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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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东周时列国”三期的意见,与郭沫若的意见相近 (郭沫若的四期中,滥觞期当时尚无实证,实际上也是三期)。但因他们的文章流传不广,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④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2期(1929年7月6日)报道,本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论文,有葛天民《商周器物图案汇释》一项(转引自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7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该文未见发表,内容不详。
⑤ 载《全美中国艺术学会年报》第1期(Archir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张长寿将其译成中文,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525-542页,中华书局。
⑥ 叶兹是曾昭燏留学英国时期(1935-1937年)的导师。叶兹提出与郭沫若、胡光炜接近的中国青铜器分期意见的论文和书,实得益于曾昭燏的襄助。曾女士当年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即持胡光炜的三期说(见《曾昭燏文集》51-18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⑦ 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铜器综览》,第1卷《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包括“总论”(“发现、搜集与研究史”、“器种之命名” 、“礼器之类别与用法”三章)及“殷—春秋前期的青铜器” ;第2卷《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第3卷《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之研究》。所附数以千计的图像,包括历年考古发掘出土及世界各地博物馆藏品, 採取类型学方法进行型、式排比,汇编为翔实的铜器器形和纹饰图谱。这是日本学者编撰的最大部头的中国青铜器著作。
⑧ 白川静的《金文通释》7卷9册,1963-1983年陆续发表,1984年正式出版。内容主要是两周铜器铭文的集释,逐器注明所知形制、纹饰、出土、收藏等情况,附以见于著录的图像。卷1-3收西周器198件(组),卷4收东周器32件(组),卷5为“金文学史”、“研究方法”等,卷6为“新出土资料补释(19组)”等,卷7为“索引”(语汇、人名、地名、官制身份)。
本文出自王世民先生论文集《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
(责任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