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北朝世家大族的个案研究之一，论文选取了太原王氏这一由北至南，又由南入北；先显于南，而后达于北的独特家族，重点论证了这一家族宗族背景及其与宗族、乡里的关系，从一个侧面阐释了南北士族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差异。
在北朝高门大姓当中，太原王氏是一个很独特的家族。北魏初年，东晋太原王氏的后裔王慧龙只身渡江降魏，以此为契机，江左盛门太原王氏重新立足于北方社会；北魏太和中，王慧龙之孙王琼又以孤子之身得入“四姓”，成为北朝士族中的一流高门，历隋唐而声名不坠。作为魏晋旧门，太原王氏由北至南，又由南入北，先显于南，而后达于北，其经历与其他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的北方士族迥然有别。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一家族与乡里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北士族社会环境的差异。
一王慧龙的北奔及其家族背景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历史，始于东晋丧乱、北魏勃兴之际。在东晋末年的主相矛盾中，太原王氏的两支分别依附于孝武帝和会稽王司马道子，在东晋末年的政争中翻云覆雨，最终两败俱伤，死亡殆尽，王辑之子王慧龙幸免于难，只身降魏。
据《魏书》本传及《通鉴》系年，王慧龙北奔的情况大致如下：晋安帝兴元三年(404)，刘裕讨灭桓玄，独秉朝纲，以谋反为名，诛杀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王绥。王愉之孙、王辑之子王慧龙为沙门僧彬所匿，西上江陵，投靠叔祖王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义熙元年(405)，刘裕荆州刺史魏咏之卒，习辟疆与江陵令罗修、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奉王慧龙为盟主，举兵欲袭江陵。刘裕恐荆州有变，遣其弟刘道规至荆州，起兵密谋流产，罗修与僧彬奉王慧龙北投襄阳，在雍州刺史鲁宗之的资助下，投奔后秦。北魏太常二年(417)，刘裕灭后秦，王慧龙遂入北魏。
王慧龙北奔，事起张惶，身无信物，来历难明，其士族身份在当时就曾引起普遍怀疑。崔浩见“慧龙鼻大”，符合江东“齄王”的相貌特征，遂以为“信王家儿也”。其后鲁宗之子鲁轨入魏，谓王慧龙为私生子，本人亦无从辩白。至太和年间，郭祚与王慧龙之孙王琼争并州中正，仍谓“琼真伪今自未辩”。北齐魏收着《魏书》，属王慧龙郡望为“自云太原晋阳人也”，述其北奔事为“其自言也如此”，引起王氏家族的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秽史”风波。唐李延寿作《北史》，力矫魏收之失，却又不得不在王慧龙北奔事后重重加上一笔“自言如此也”。于是，北朝一流高门太原王氏的谱系，遂成为一段历史公案，千载之后，更无明证可寻。但寻绎现有史料，还有可供推测的余地。
关于王慧龙的身份：晋宋易代之际，诛杀惨烈，某一家族被诛后，有个别子嗣在故吏亲旧的保护下得以幸免，这种情形在当时较为常见。如桓玄诛王元德，其弟王仲德奉元德子出奔刘裕；刘裕族诛渤海刁氏，“子侄无少长皆死，（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阳”。刘裕诛杀东晋宗室，司马楚之“乃亡匿诸沙门中济江”。王慧龙的经历与上述情况类似，其自叙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与南北史传中所见的重大史实基本吻合，无明显的破绽可言，参照其相貌特征和文化素养，王慧龙系太原王氏之后，当无大问题。至于王慧龙是否为私生子，在“不避庶孽”的南方士人中本是件无足轻重的事，而在“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社会，则成为前途攸关的大问题。因此，一旦王慧龙被鲁轨指认为私生，虽有崔浩“成赞其族”，亦只能“久不得调”。北魏承十六国战乱之余，谱牒流散，多有豪强冒入士流，《魏书》中郡望属“自言”者不胜枚举，其中甚至包括累世贵显的弘农杨氏，而唯独对太原王氏有如此强烈和持久的非议，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伪托名族”，而在于“私生侧出”，而《北史》所删的，正是鲁轨指王慧龙为私生的一段记载，这也许正是太原王氏最为敏感的隐痛所在。
关于王慧龙入魏的时间：《魏书》记载有矛盾之处。本传谓“泰常二年(417)，姚泓灭，慧龙归国”，崔浩弟以女妻之，其后，鲁轨入魏，揭其身世，似乎其间经历了数年时间。而据《魏书·明元帝纪》，泰常二年九月，刘裕灭后秦，大批羁留于后秦的反刘之士悉数入魏，中有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畅、温楷、桓邃、桓道子、鲁轨、韩延之、段约、袁式等，独无王慧龙之名。这样看来，王慧龙既与鲁轨等大批南人同时入魏，其士族身份本来是不难确证的，却要经过本人自陈，崔浩亲验等周折。司马休之、刁雍等人长期为后秦政权所庇护，南北皆知，王慧龙自义熙元年(405)至泰常二年(417)，在后秦的十余年中却声迹全无，亦有些费解。据此推测，《魏书》本传恐有误，王慧龙入魏时间可能早于泰常二年，王氏与降魏的其他反刘势力并无较深的渊源，也没有任何反刘“功业”可言。
关于王慧龙的家族背景：王慧龙以“羁旅南人”的身份只身入魏，既无雄厚的土着根基，亦无强大的宗族势力。早在魏晋之际，太原王氏曾是北方一流的高门大族，王浑、王济等人并显于西晋，既是累世贵显的公卿，又是雄张乡里的强宗，在并州具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西晋初年，王濬与王浑争平吴之功，所上自理表云：
然臣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而结恨强宗，取怨豪族……今浑之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互，并处世位。
而百年之后，南北形势发生变化，“孤根独立”、“久弃遐外”的反倒是太原王氏自身了。太武帝初，除王慧龙乐安王傅，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他却“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又“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瘁，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临终之时，谓“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慧龙身殁之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按北魏之制，南人入国者皆葬于桑乾，以为羁縻之策。而王慧龙既不愿葬于桑乾，为何不归葬其郡望所出的乡里太原晋阳，却立冢于南北对峙的前沿？似乎是有些难言之隐。检《宋书·王懿传》：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王慧龙祖父）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投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
太原王氏中王承一支自永嘉南渡后，脱离乡里达百年之久，旧有的宗族观念已十分淡薄，“不为乡里所容”的王慧龙不得不舍并州而改葬河内。
总之，太原王氏自入魏之始，即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既无确凿可信的士族身份，于北魏又无寸叶之功；与其他入北南士既无过深的历史渊源，又缺乏强大的宗族根基，因而在北方士人眼中不过是一介“羁旅南人”，而非重归故里的汉魏旧门，从而决定了这一家族在北方坎坷而曲折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