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分三路进攻蜀国：征西将军邓艾，自狄道向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向武都，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出发，进军汉中。
这是后三国时代曹魏首次发动大规模以蜀汉为攻略核心目标的战争。是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面对曹魏大军，刘禅君臣的选择是不战而降，历时42年的蜀汉政权就此灭亡。
蜀汉在三国当中最先灭亡，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困惑。
因为相比于曹魏、孙吴，蜀汉在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之下应该是治理得最好的，治理的好怎么反倒先亡呢？劣币驱逐良币吗？
四川盆地号称有“重险之固”，北伐曹魏有困难，但难道还做不到自守？
从曹魏开始出兵，到刘禅选择投降，前后只有两个月，为什么只有少数人主张抵抗，多数人并无斗志？甚至以大夫谯周为首的众多大臣连逃走的计划都要反对，只是一味力主投降。给我们的感觉仿佛他们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再说大臣劝降有他们的小心思，为什么一国之君的刘禅也选择“放弃治疗”了呢？很多人都认为刘禅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没骨气而已。但是要知道当年刘备入蜀之时，刘璋最终也选择了投降，同样都是投降怎么刘璋就是“顺应天意潮流”了呢？其实连续两代蜀汉政权不战而降并不是简单的巧合。刘璋投降前对群臣说的一番话，倒也可以表达出刘禅做决定时的心情：
“我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没有给百姓施加恩德，却打了三年，许多人死在草莽野外，只是因为我的缘故。我怎么能够安心！”
的确如果有能力保住江山做皇帝，哪有人天生愿意投降当亡国奴？刘禅就算是软骨头，却并不是贱骨头。跟刘璋一样，刘禅其实心里也很清楚:大军压境也许还可以殊死一搏、但朝臣群起劝降、毫无斗志，刘禅心里也明白到了这个地步这仗就真的没法打了“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啊”，自己要是“违逆”了这些人的想法，只怕曹魏还没来，他们就要先反戈一击，到时候就不是自己去献出玉玺，而是他们封赏自己的脑袋。
那么蜀汉的人心又为什么会散呢？这就要先从蜀汉特殊的政治结构说起。
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主要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即：
益州本土势力：在东汉时期就在益州做官的门阀豪强
刘璋旧部势力：在东汉末年跟随刘璋父子进入蜀地
刘备嫡系势力：在赤壁之战后跟随刘备入蜀的队伍
这三股势力组成的政治结构类似于一个金字塔：
益州本土势力人数最多、基层势力最大，但是却位于政治生态的最底部；刘璋父子入蜀之后，“占山为王”，与益州本土势力形成统治和被统治的政治关系；等到刘备后来居上之后情况就更加复杂，刘备不仅要接管了刘璋的人，又要继续统治益州土着，因为他和刘璋一样都是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外来势力”。
其实这也就是两代蜀汉割据政权都短命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都不是蜀地土生土长的政权，在蜀汉门阀豪强的眼里，刘备和刘璋都不是“自己人”。刘备和刘璋的统治在他们眼里就是“剥削和压迫”，而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这种反抗尤其在刘备夷陵战败、蜀汉元气大伤之后愈演愈烈。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统计：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到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益州土着豪强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竟达九次之多。
与武装反抗同时进行的还有益州士人同时散播的反动言论、肆无忌惮的攻击蜀汉政权。比如《三国志·周群传》中记载的：一个叫张裕的益州名士就猖狂的说“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三国志·杜琼传》中记载：另一位叫周舒的也叫嚣“当涂高者魏也”，杜琼对此的解释是“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后来那个投降派的领袖谯周甚至连刘备父子的名字都拿来“开涮”：“备”的意思是“足够了”，“禅”的意思是“让出去”。
那么蜀汉政权面对的这个问题刘备和诸葛亮清楚吗？清楚。
这也一定是刘备白帝托孤诸葛亮的重要内容，那么诸葛亮又有什么对策呢？
蜀汉政权的政治结构是“历史遗留问题”，在刘备时期就已经确定。这种政治利益关系是诸葛亮不能改变的，因为诸葛亮自己以及众多刘备遗留下来的重臣骨干都来自于政治金字塔的顶层，总不能叫诸葛亮自己把刘备托付的权力都让出去吧。
所以诸葛亮成为蜀汉的领导核心之后，首先就大量提拔和培养了大量来自于益州本土的基层官员，尽可能的做到一碗水端平。对此益州士人的总体反应是较好的。
“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益州人对诸葛亮，可谓心悦诚服，推崇备至，在诸葛亮的领导者下他们也都能实心用事、忘我工作。甚至那个投降派谯周，在得知在五丈原诸葛亮病逝之后，第一个就一马当先的前往奔丧。
但这些不等于他们不反对蜀汉政权，为蜀汉工作更便于他们主张刘禅降曹。因为这是政治立场的问题，于个别人身上的小恩小惠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尽管诸葛亮本人威望高，益州人也是只服诸葛不服蜀汉。
再者说就算是选贤任能也要有一个“度”，标准是什么？按诸葛亮自己的话说就是“志虑忠纯”。忠字当头嘛。毕竟能被诸葛亮人格魅力所感动的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骨子里仍然对蜀汉政权充满排斥。而且维护政权安全和稳定的任务也同样重要，对于那一部分人诸葛亮也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在政治前途的需求。
诸葛亮也知道人事手段有局限，所以诸葛亮还有第二招：依法治蜀：
这一点是诸葛亮为了维护蜀汉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思想核心。这一点在历史上的评价极高，堪称先秦之后法治达到的新高度。《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评价：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词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诸葛亮想要实现的，就是无论属于哪一个政治集团，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为政治派别的不同而区别对待。而且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比如诸葛亮的亲信马谡，战败丢失了街亭，诸葛亮果断从严从重处理，不仅“挥泪斩马谡”而且事后自贬三等。身体力行的践行法律正是诸葛亮能够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那么诸葛亮如此作为，益州集团会买账吗？也不会
因为益州集团要的是政治权力上的公平而不是法律上公平。他们不会因为诸葛亮杀了一个马谡就放弃对于政治权力的准求。
而且诸葛亮的“法律”也不是没有问题，首先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绝对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诸葛亮的法律是建立在封建专制的制度基础之上的，自然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三公”。
而且掌握立法权和执法权的都不是他们本地人、自己人，而立法却是针对所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制定的，所以执法越严格，益州人就会认为自己越倒霉。更何况制定法律的诸葛亮本人能做大大公无私（益州人也佩服），但是其他的基层执法者呢？他们会不会利用严苛的法律打压处于政治机构底层的益州人呢？
所以依法治蜀依然无法解决蜀汉的内部矛盾。事已至此诸葛亮也只有最后一个办法：利用北伐，通过发动对外战争，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
无论是转移国内主要矛盾，还是加强蜀汉内部凝聚力，北伐战争都是那个历史条件下最好的手段。因为如果处于战争状态，国家行政管理相对简便得到多。借此机会也可以整治政治上的反对派（李严问题）
诸葛亮的北伐虽然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延缓矛盾冲突的作用，但同时也沉重的增加蜀地人民的经济负担。诸葛亮六次北伐，每次出征都是倾举国之力，十余万人在前线的补给不可能来自所到之处百姓的“箪食壶浆”，也不是刘备、诸葛亮自己从荆州带来的资源，唯一的来源就是向益州本地人征收索要，这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益州的世家大族和土着豪强。他们原本就布满于身处政治生态的最底层，现在又要为刘备诸葛亮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兴复汉室”而出血卖力，他们更是沸反盈天。
所以这一招不但未能搞定国内的反对派，反倒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因为从诸葛亮到姜维数次北伐之后蜀汉的国力确实已经衰弱到了极点，据《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刘禅投降时，蜀国有民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而军队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之负担沉重可见一斑。
北伐既然这么不合算，那么不北伐行不行呢？也不行。
因为蜀汉的政治合法性就在于它自认为是东汉王朝的延续，东汉王朝被曹魏所灭，后继的蜀汉哪有不“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道理？蜀汉只有一个益州，是三国之中最弱小的一方与其偏安等着人家来消灭不如以攻为守寻找图强的机会。再说如果不和曹魏作战，国内的政治矛盾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不外战就会内乱。
这应该就是诸葛亮不断发动战争的想法，绝不是理想主义的冲动，而恰恰是权衡利弊得出的结论。（也许以诸葛亮在政治上的睿智对于蜀汉振全的结局也许也是有预感的）
但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因为此时曹魏已经实行九品中正制，其核心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荐本籍士人。这就使处于底层的益州人看到了政治上上升的希望，诸葛亮在蜀汉的政治制度再怎么公平对于他们来说也不会再有吸引力。的确，既然新的朝代比东汉还要好，益州人又怎么会要帮助蜀汉讨伐它呢？
他们很清楚，曹魏一统全国之后和蜀汉的割据一方决然不同，曹魏来了之后他们不会变成“四等臣民”而是彻底翻身。益州的利益就这么多，外来的人分多了，本地人得到了就少。而现在有了一个能够帮助他们赶走外来者的曹魏，益州势力自然是盼星星盼月亮的想让他们来早点解放自己。
所以蜀汉表面上亡于曹魏的进攻，实际上亡于集团内部的政治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才是历史的潮流。所以蜀汉北伐不可能成功，不北伐也挡不住曹魏的进攻。千古人龙诸葛亮也无法“逆天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