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大权旁落，途有“共主”之名。各诸侯国群雄纷争，维护统治之余，大肆扩张领土，雄心直指霸主之位。
纵观古今成就霸业之君王，无不有贤良之士于身侧斟酌损益，君王以有良臣出谋划策为重，臣民亦以为辅佐贤王，成就盛世霸业为荣，二者相和，则霸业可得。
初，齐桓公因任用管仲为相，行内政改革、尊王攘夷之策，方能斩获春秋五霸之首，后人惊叹与管仲治国、平天下之谋智，将其言语思想收录于《管子》，以遗后世。
春秋时期中国政权更迭，思想文化繁荣，从横向维度上看，西方亦有这般的岁月。
在两千多年的后的西方大陆，马基雅维利正如当年的管仲一般，鼓足干劲，希望为国家统一与富强出自己的一份力气，于是他创作了《君主论》一书，献给梅迪奇家族统治者小洛伦佐，寄望他的家族能重整意大利破碎的山河，当然，也是希望自己能受重用，某得个心仪的职位。
《君主论》之于西方的重要性，就如《管子》之于中国，如果说《管子》是中国最早的有关治国理政问题系统性的著作，那么《君主论》便使政治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论述了如何建立强而有力的君主制国家，目的在于为君主的统治出谋划策，侧重讲君主应有的素质和应掌握的政治权术。
但是对《君主论》内容的论述已有太多，我便不再过多论述，今天我想从中西方古代政治观念对比的角度入手，看政治思维是如何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走上同而存异的道路。
01 法制、人心、军队，中西维护统治共同的基本点
君主要有绝对的领导权力，这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开篇就向我们提出的观点，《管子·形势》中也有相关的叙述：“衔命者，君之尊也”，对于这句，《形势解》是这样解释的：
“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西方维护统治必备的两个方面，一是法制的确立，二是人民的重要性。
1）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
春秋时期，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其中法家犹重法制，他们认为圣人治国，不是让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不为恶，这时法制的重要性就突显了出来，通过法制规范人的行为，从而使一国之内少数作恶的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多次提及，国家绝不能一成不变，制度也需要革新以适应国家的发展，建立完善的、适合国家的制度是需要统治者们花费大量精力去完成的重点，而法律制度的完善，尤为重要。
马基雅维利
拿法国为例，马基雅维利认为其最成功的制度便是建立了议会制度，同时，又将司法裁决机构从行政机构中独立出来，这样“三权分立”的制度架构。
权力机构相互制约，而各个部分在严格的法律监视下各司其职，使得没有一个权利机构独大，可以使权利运行比较公平，在当时，贵族阶级是“尊贵”的，而法律虽然是为上层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利益。
2）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纵观中国历代，无论是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荀子，还是唐朝时的魏征，都尤为重视人民的力量，这个思想也被历代统治者接纳，延续至今。
马基雅维利也在书中特意点出了这个问题：
“君主必须同平民保持友好关系，否则当他陷入困境时只能坐以待毙。”
如果君王得到了民众的支持，那么他就不用担心造反叛乱的发生，实形改革新政也比较容易去推行，这个国家便很容易去变得繁荣富强。
反之，君主不但对国家改进进行合理的调整，还要时刻提防着人们的图谋不轨，一不小心便容易被人摘了皇冠。
就拿前面所讲的法律制度为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 ，君主的法令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并不限于他地位尊贵，更在于这些法令顺民心、合民意，人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法律，人心更多的是用来维护统治，使国家富强，而不论是春秋战国，还是当时马基雅维利所在的意大利，都还面对着一个更重要的挑战——扩张领土。
3）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
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古有《形势解》所言：
“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
马基雅维利认为，所有的政权，不论新建立的、世袭的或是混合型，主要的基础在于完备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
阿凯亚的君主菲洛波门备受史家赞扬，原因之一是他在承平时期照样勤恳地钻研兵法，和朋友在乡间，他也会时常停下来，问朋友军事上的问题，为他们设想军队可能遭遇的种种状况，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样不断切磋琢磨，使得他带兵不会碰到不可预见的状况，所以也不会有不可弥补的事情发生。
无论是法制，人心，或是军队，时常重视，以便深处逆境时能有用武之地，运气不顺时也可应对自如，有备无患，不过与此。
有些君主将自己丧权亡国怪罪为“运气”，但若细想下来，这何尝不是他们自己的散漫，不懂得居安思危造成的呢，在我看来，成为君主的一大内在条件就要懂得把握时局，审视时度，遇见到未来事情发展的所有可能性，未雨绸缪，无论是法律、人心，亦或是军队的培养与建立，都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去进行的，关于这点，不论中西，都是需要进行思考的。
02 大环境差异下，出发立足点的思维性差异
《君主论》在享有盛名的同时也招来了满天下的恶名，全书超过5万字，但很多人都只记得其中关于狐狸和狮子的隐喻，甚至连“马基雅维利式”这个名词都被用来专门形容“为人行事心机深重”的意思，即使是今日之人去阅读，都会感慨于其中论述的冷漠和阴谋。
那么，为何会如此呢？这就不得不来谈谈《君主论》中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政权观点的差异了。
其实可以总体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二者观念的出发立足点截然不同。
1）大环境造成的观念不同
马基雅维利的家庭虽然不属于统治阶级，却有足够的财力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帕齐家族试图借谋杀手段接收佛罗伦萨的主要党派时，他年纪还小，却也足以知晓，当时掌握政治权的美帝奇家族为了对付夺权失败的阴谋分子，从而进行了多么骇人听闻的报复手段。
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马基雅维利，骨子中似乎就带有西方政客们的冷漠和现实，浑身充满了政治细胞，他对人性的评价并不高，认为能抢就抢是生而为人的天性。
故而他笔下流露出的文字，如利刃一般，直指要害，却也越发冰冷，他是以一个谋士的立场，从权术的角度为自己的君主作出合理的“规划”。
孔子
与之相对的中国古代，拿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时代来讲，孔子“仁”“礼”的思想似乎影响很长的一段时间，直至今日，人们在看问题时，更加偏向于往符合道德规范的角度去看，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神”会眷顾善良的人。
中国古代的政客有时更像是一名学者，客观的探索君主的角色，国家性质和为君之道。
2）侧重论述的角度不同
中国古代政客更倾向于将治国之道向理想化的方向发展，将君王看做“君子”，用好的方式来维护统治，而马基雅维利则是着眼于最根本的现实，以大量现实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倾向于让君王去“遏制恶”。
如管子认为“民为邦本”，故君王行事要顺应民意，而马基雅维利劝君王对民众好，讲的却是“防止他们暴乱，危害统治”，只是为了收买人心而已。
我们分析中西方异同，其目的在于了解，并取长补短，但是因为国家和立场不同，高低上下其实是没有必要去评价的，只能说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谁更适合而已。
基于此，我们会发现，在大环境不同的情况下，事情会走上一条同而存异的道路，所以不论是完全地去批判对方，还是盲目的进行“拿来主义”，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借鉴，取长补短。
03 总而言之
马基雅维利在最后一章所谈无关权利的夺取和维护，而是表达了一种人文关怀，呼吁美帝奇家族力挽狂澜解救祖国，其实无论是何种的笔调来书写君王，其目的不外乎是作为一名渺小的人，盼望自己的国家富强。
所以对《君主论》是不应只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的，其中的现实主义与变革思想都为历代的统治者们提供了借鉴价值，而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我们，亦可从书中凝练的文字中，品读出对今日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参考资料：
《从领导哲学视角看中西方古代领导思想的异同》 周虹霞 《法制博览》
《<管子>：我国古代的“君主论”——兼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比较》严存生
《<君主论>的治国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张宇豪 潘 乾 《法制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