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夜晚比起深秋来得更早些，对于没有夜生活的农村人来说，天黑意味着一天的农忙结束。
挑起空粪桶，锄头上肩头，从自家的山地，农田原路返回。
到家天已经擦黑，一些懂事的孩子放学后，做完作业，捡好了煤，喂好了鸡，已经在灶上蒸起了米饭，然后迫不及待打开电视。
等大人到家，饭也差不多熟了，洗洗手，炒两个菜，再煮个汤，关上门，阻挡入夜的寒风，围坐在一起吃晚饭。
孩子讲着学校的趣事儿，大人计划着第二天地里的活，汤盆里的热气缓缓上升，萦绕在头顶的白炽灯周围，久不散去。
我家今天与往常不同，平常的晚饭时间，我也舍不得错过电视里的精彩瞬间，总要端着碗跑到客厅，坐在电视机前吃，为此被我妈说过多次。
此时客厅的电视没开，灯也关着，大门紧闭，除了厨房略微昏暗的灯光，整座房子漆黑一片。
一家五口围坐在八仙桌四周，三言两语的说着话，我心里憋着话，心不在焉地扒着碗里的饭。
往常时候我吃的最快，三两分钟就是一碗，爷爷经常打趣着说我适合去当兵。
过了一会儿，我似乎下了决心，停下了嘴里的动作，说道：“妈，我想买双鞋。”
说话的时候也不看她，夹了口菜放嘴里，沉下眼皮看着桌面，没有丝毫把话说出口的轻松感，相反，心跳开始加速，生起了害怕被拒绝的慌张，嘴里嚼不出味道。
“你鞋又没坏，怎么还要买。”
我抬起头，直视着她，连忙说：“我不想穿黑胶鞋了，班里都没同学穿，就我一个人还穿这种鞋，大家都穿运动鞋，我也想要。”
我越说越委屈，语气也变得激动。
这时，一旁念三年级的妹妹也停止了扒饭，嘟囔着说：“哥哥要买的话，我也要买。”
我心里一沉，知道买鞋的事希望渺茫了。
“不要跟同学比吃比穿，要比学习。要买鞋过年再买。”
我心里一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模糊了视线，几口扒掉碗里的白饭，重重摔在饭桌上，站起身快步离开了厨房。这是我向我妈示威和发脾气仅有的方式。
我今年十二岁，镇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不仅成绩优异，周末也常随我妈上山下地，邻居嘴里的别人家孩子。
太懂事的孩子，往往过得不幸福。
我从来没向家里要过一次零花钱，在学校口渴了，幻想各种大口喝水的画面，画饼充饥，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抱起茶壶猛灌。
六一儿童节，照例可以带零食到教室吃。
早上上学前，我故意磨蹭着，往年爷爷都会给我一两块的。
有同学提上满满一袋零食去学校，我不跟他们比，我就想买上两包辣条，凭借它们脱离掉没带零食的队伍，两三个人的队伍。
我那时候已经感觉到面子的存在，我也会尴尬，会自卑。
爷爷今天起的晚，到了快迟到的时间，我没法再耗下去。
我妈就不要想了，她不会主动给我钱，我垂头丧气地走了。
即便是一年一次的儿童节，我也没有勇气向我妈开口要两块钱，作为我的遮羞布，盖住我刚萌发的虚荣心。
“你怎么没带零食，你爸妈没给你钱吗？”教室里，同桌好奇地问。
“给了，给了整整五块呢，来的时候我走在河边，不小心掉河里了。”我故意做出一副心疼的表情。
来时的路上，我就想好了理由，在心里反复练习过，依赖谎言自我拯救 。
同桌开始同情我，从她那一大包零食里拿出几个星球杯给我。
我的目光不时看向另外一个桌面和我一样干净的同学，仿佛只有看着他，我才找到一丝平衡。
我不知道他此刻是什么心情，但从他忸怩的样子，心里的尴尬一览无余，我猜他也会频繁看向我。
两个在教室里格格不入的少年，依靠彼此的尴尬安慰着自己。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很没面子，可儿童节又不是天天在过。
秋天过去以后，天气渐渐转凉，住镇上的男同学换下了凉鞋，穿上了各自的运动鞋、板鞋：上面印着奥特曼，汤姆和杰瑞，虹猫蓝兔的图案。
女同学也换上了心爱的小靴子，红色的，白色的，靴口处有一圈细细的绒毛，或是挂着两颗荔枝大小的布球，娇小可爱。
农村的那一批同学，大约十几个，多数翻出了上半年甚至去年穿的鞋子，重新洗干净，有的开始掉皮，有的鞋边裂开了口子，款式单一，但好歹是双运动鞋。
剩下的四五个，则拿出了那一款秋冬标配的黑色胶鞋。
类似于最老款的帆布鞋模样，永远出现在鞋店门口的木板上，鞋店老板把两只鞋鞋带绑在一起，随意地扔进鞋堆，十五块一双，质量却出奇的好。
与店内鞋架上鳞次栉比的鞋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自然是属于最后一类的范畴。这让我有些自卑，在鞋子越好看的同学面前，这种感觉愈加强烈，只有在靠近跟我同样衣着的同学，才放得开。
我妈说不要和同学比吃比穿，要比学习。我一直记得，至少不是我一个人在穿胶鞋，我想。
我一直靠这种想法安慰自己，今年也不例外。然而现实却给我当头一棒，往年那“志同道合”的几个，也换上了新的运动鞋，宣告脱离了班里的“贫困区”。
只剩下我和小宋，他是班上公认家庭最困难的学生。
一连一周，我的注意力开始放在了班上同学的脚上，渴望我们的队伍有人加入，替我分担公众的目光，尽管那也许只是我的假想。
我上课没了心思，同桌每次钻到桌子下捡橡皮，我不自觉往后缩着脚，缠在凳子腿上，明知道无处可藏，却还是条件反射般的躲避。
此刻，我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有着这个年幼且敏感的自尊心，脚上乌黑的鞋子如同孙少平碗里的黑高粱馍，而我，却无法从公认贫困的小宋身上，找到到丝毫平衡感，来填充我内心缺少的那一角。
我开始害怕每天十点的广播体操，它将我最不堪的一面在所有同学面前暴露无遗，避无可避，不敢直视从我旁边经过的同学，唯恐看到他们低头目光的举动。
唯有在独自回家的路上，走在泥泞的马路上，我才觉得脚上的鞋找到了归属，沾上泥土，找一块石子踢着回家。
三年级，我兴冲冲拿着一块钱去食堂吃中饭，却被卖饭阿姨告知要一块五。
是啊，上次在食堂吃饭，已经是两年前，而我身上再也拿不出五毛，低落地去追同路的同学。
四年级，我攥着奶奶给的一块早饭钱，站在面包店门口迟迟不敢进去，我很久以前听同学说
过面包只要一块钱，我害怕卖面包的阿姨告诉我最便宜的要一块五。
我蹲在厕所的地上，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委屈，吧嗒吧嗒地掉着眼泪。
我撒谎了，班里不是所有人都穿运动鞋，至少还有最穷的小宋。
我也没听我妈的话，最终还是和同学比穿了，还是和那个最穷的小宋。
我不再是个懂事的孩子。
我只是想比条件最差的小宋好一点，就那么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