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的商帮之中，影响较大的商帮有陕西商帮，山西商帮等
茶商是专门从事茶叶经营的商人，由于政府控制买卖的盐、茶、铁、矾等商品获利甚丰，所以资金实力雄厚的商户从官府取引贩誓四方，获资无算，以此致大富的盐商、茶商比比皆是。时人有诗：“商人冒险如平地，只说茶船千倍利。湘流东下欲兼程，鱼腹埋魂真可畏。”这些商人为了高额的利润，真可谓不怕丧失生命。又如：“山西茶商大马驮，驮金尽向壕头过。蛮娘劝酒一弋阳舞，边关夸调太平歌。”可见当时的茶商称得上是富极一时。
茶商是整个明代茶法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为他们起到把茶叶从茶户手中送到消费者手中的作用，离开茶商，茶叶的流通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同时商人具有经营灵活、资金充足、习于运输的优势，当政府财力比较困乏时，需要靠招揽商人开中的办法来实现特定区域尤其是边境地区和受灾地区的物资供给。所以有明一代茶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中国人经商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不过，在明代以前，中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的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的“抑商”政策受到削弱，商人地位逐渐提高，人们从商观念不断转变，商人队伍口益壮大，商业竞争趋向激烈，以致商业领域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一一商帮，他们是商界的重要力量，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张海鹏、张海赢先生认为：“商帮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阶段。”茶叶经营是传统商业经营的重要项目，商帮的作用在当时更是不可小视。
各个商人集团为了在竞争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不仅本地区的商人之间加强合作，还发展出新的组织形式。如山西商人在经营方法上出现了伙计制度。据沈思孝《晋录》记载：“平阳、泽、潞，豪富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人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
徽州商帮亦同此俗，“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侏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无疑，他口计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而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足动也。”这是中国传统商人经营方法的特点，那就是生意的合作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他们更注重对合作对象或者雇用对象人品的考量，而不像西方那样在制度的约束上寻找出路。此时的工商业经济仍然受到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影响，族贾、族商、族工的现象在许多地方存在。这也是与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家族伦理文化比较发达的国情紧密相连的。
商人的活动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经营范围也通常与他们的传统经营范围具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大商人具有浓厚的宗族性，因此当时出现了同一地出身的商人往往经营同一类商业的现象，如徽商中体宁人多典商，县人多盐商，婴源人多茶商和木商，绩溪人多从事餐饮业，祁、黯两县人则以经营南北货、瓷业为多。这些以地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在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在明代的商帮之中，影响较大的商帮有陕西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等。而从事茶叶经营活动的最主要的商人群体就是陕西商帮。陕西商帮的出现和形成，首先要追溯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唐代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从那时起，关中就有许多商人参与丝绸贸易，曾到西域各地活动。到了宋代，西北地区的回鹊、龟兹、于闻等国也与中国有朝贡关系，大批的商队到中国贸易，以美玉、名马、摈铁剑、琉璃器、象牙及各种香料，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等货物。陕西商人也往青藏高原及西域各地进行贸易。至元代，元政府实行重商政策。奖励商人贸易，于是陕西商人到西域各地贸易的人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