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目前大量医务人员战斗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一线。而在疫情发生时，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朱彬正在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进修，是选择留在上海继续进修？还是选择回到武汉抗击疫情一线？
病人：这是干什么的？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 朱彬：做核酸检测，这三个是用来抽血的，然后检查出来找我们看。
位于湖北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发热门诊，正在给病人看病的是医生朱彬，今年34岁。这些病人基本上是以发热症状为主，有呼吸道症状、咳嗽、胸痛的也会在这里就诊。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 朱彬：发热门诊做了几个班次，就是6个小时是一个班次，一个班次大概是2到3位医生在坐诊。
每个班次，朱彬和同事们要穿着二级防护服，一坐至少就要六个小时。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 朱彬：6个小时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上厕所，闷在里边，它透气性其实不好，所以也会出了一身汗，这个感觉其实是从生理和心理上都是比较难受的一种过程。
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跟时间赛跑，尽可能多看一些病人。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 朱彬：比如说喝水，就相当于把整个防护服全部撤掉，要从污染区到半污染区到清洁区这一个过程，大概要二三十分钟，要反复地洗手、消毒，把防护服全部脱掉，然后再反顺序地来把它穿上去，这个过程是很耗时。所以喝个水大概可能花费一个小时，这样耽误了很多病人来就诊。
而按照原来的工作安排，朱彬此时不应该出现在武汉，而是应该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进修，从去年12月开始，为期三个月。
然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迅速蔓延，武汉疫情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朱彬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 朱彬：我可以看到我的同事的工作强度是逐渐在增大，他们倒班的频率、值夜班的工作强度都比以往的要大得多得多。我觉得已经到了这种状态的话，科室面临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我在上海感觉内心比较煎熬，他们是我的老师、同事，我觉得他们在前线在战斗，我不能偏安一隅。我觉得我应该回来。
1月22日，朱彬第一次向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提出想回去支援，但是被婉拒了。23日下午，他再次申请回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 郑昕：我当时就说，朱彬你是好样的，你回来吧，我为什么答应他了？因为23号那天我的一个同事生病了 他跟我说，主任我发烧了 然后我说你赶紧去照CT，结果CT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感染上了。我当时非常难受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朱彬，你回来有些同事也需要休息了。
得到批准后，朱彬原本想跟随上海支援武汉的医疗队一起返回，但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再加上航班座位有限，朱彬只能自己想办法。如何从千里之外的上海回到武汉，成为了朱彬的一道难题。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 朱彬：我其实买过两次机票 中间是不太顺利，23号的时候有过机票，然后我过了没几个小时就告诉我这个航班被取消了，然后我紧接着买了5号的航班，但是25号的航班在24号晚上又通知我取消了。
在尝试过各种从上海直接返回武汉的办法失败后，朱彬决定绕道返回武汉。27日，他先从上海飞到了湖南长沙。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 朱彬：我选的方法就是先飞长沙 然后在网上提前约好租车，飞机场取车，取了车之后就直接开回来。
27日中午，在机场租车点取到车的朱彬，马不停蹄，从长沙开了四个小时的高速。带着工作证和胸牌，再加上提前让医院开具了证明和手续，朱彬因此顺利进入了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 朱彬：我进收费站的时候有工作人员来给我监测体温，询问我为什么回来。
辗转上千公里，从上海绕道回武汉，朱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跟同样是医生的爱人沟通了想法。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 朱彬：因为她从理性上是同意我回来，但她从感情上是不太愿意我回来的，因为她觉得武汉疫情现在确实比较严重，我回来的话肯定要上一线的。
朱彬的爱人朱珍妮，也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在一江之隔的妇幼儿童保健院抗击疫情第一线。朱彬返回武汉工作岗位后，为了方便工作，根据统一安排集中住在酒店。他俩五岁的儿子，跟在武汉的老人住在一起。
在这个特殊时期，朱彬和爱人也很难见上一面。只能在繁忙的工作空隙，通过手机视频交流一下。
现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共有500多名医护人员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另有20多名专家、80多名医护人员正在其它定点诊疗医院进行支援。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医生 朱彬：比我想的还要辛苦一些，我觉得只要能够回来就值。
（来源：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