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利玛窦却似乎因会务太忙抽不出时间，加之翻译及用中文编写书籍难度很大，所以总也不能专心致志地去著书。可是，当他目睹其中文著作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传教士的居留也因面保证之后，便不由得在写给长上的信中说：“有些使人不易相信，在中国有时用书籍比用口讲似乎还有效。”有了这种切身的感受，利玛窦先向耶稣会总会长写信，要求获得出版书籍的许可权。
他说：“我以您应把印刷许可权赐给本区会长，以便能快速出版有关书籍，在审查便可印刷，正如在日本一样，不必件件须从印度审查长处获此特准。为中国特别重要，因为所有教派多以书籍，而不以口讲作宣传；获取官厚禄也是利用撰写佳作，而不是利用口才获得。无论如何，凡书箱已获得省会长的准许，只要让通中文的人再校正一下，就可出版”不久，印刷书籍的许可权终于交付给中国传教团。其次，引申出对在华传教士的要求，即为了“借书籍传播，希望有丰富的收获”，利玛窦“尽力我们的神父多读中国书，会编写中国书”。因此我一再嘱咐全体在华的神父们，要多研究中国学问。
因为中国的归化与否，与它有莫大的关系。还有，利玛窦自己亦想全力投入著述，但未获批准。1608年8月24日，利玛窦在写给其弟的信中说：“我要求能有更多时间，以便多写几本中文书，但不为会方接受。”虽然利玛窦个人的心愿未能实现，但他关于来华传教士须认真研究中国学问，编撰中文书籍的教诲，却一直为后来的传教士所遵循，并成为来华耶稣会士传统的传教策略。利玛窦在北京居留期间，偶尔也会谈及一些中国语言语法的问题，如：中国文没有我们的大写，以分别固有名词，中国人如欲强调某一名词，显示某一词的重要性，往往空一格或两格。
正如我们常把天主、耶稣、圣父、圣子、圣神之名下空两个，对圣母玛丽亚之名则空一格一样。1608年底，利玛窦自觉在世时日不多，于是便动笔写了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的历史回顾，即《利玛窦中国札记》。书中，利玛窦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应该说己是成熟的、深入的、而且是全面的。他不仅对汉语言文字进行了语形学和语义学的介绍，而且对汉语的语用习惯、身体语言等也作了很多描述和阐释。罗明坚、利玛窦对汉字汉语传播的贡献1930年，罗常培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上发表了“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一文，通过对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
利玛窦的《西字奇迹》等早期耶稣会士对汉语的罗马字注音文献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明清之交耶稣会士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影响，除天文算法以外，也不能忽视他们曾对中国音韵学作出过三大贡献。第一，用罗马字母分析汉字的音素，超越传统的反切法，使后人对于音韵学的研究，可以执简驭繁，由浑而晰；第二，使现今的人们可以透过他们对汉字的罗马字母标音，去大致推知明末的官音音值；第三，启发中国学者重新审视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为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出了一条新路。由此，罗常培还将明季的耶稣会士赞誉为对音韵学开辟新径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臣。
罗明坚和利玛窦对汉字进行罗马字的注音，其最初本意是为其自己及其他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提供记忆便利和用母语书写一些中国的专有名词用的。正是由于罗明坚、利玛窦以及郭居静的这些努力，以及他们本身成功学习汉语的榜样作用，使得后来的入华耶稣会士完全改变了关于汉语绝对难学的先入观郭居静对汉字汉语的研习，郭居静，字仰风，生于意大利热那亚城附近的萨尔察纳，乃名门大族的后裔。1581年加入耶稣会，进入利玛窦曾就读的罗马圣·安德烈初学院，不久即力请派往远方传教1588年始得耶稣会长许可，于次年抵达果阿，被任命管理捕鱼海岸的传教边区。
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应召至澳门，研习华语。当传教士麦安东、石方西相继在韶州去世后，郭居静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被派往韶州协助利玛窦。郭居静无疑是追随利玛窦时间最久，亦最具资历的传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