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期)上的发言
我想谈的第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要从长时段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价值链、产业链的未来变化趋势。
长时段来看,冷战的结束、前苏联东欧体系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波民主化以及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主导的自由竞争全球化体系的出现,该体系的治理框架虽然大部分延续了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部分,但标志性事件却是1995年出现的WTO。
美国主导的、真正全球意义上的自由竞争体系经过近的迅猛发展而达到了极致。其核心标志就是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14.3%的低位持续上升到的26.5%。而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以美国为主体的自由世界体系出现式微。逆全球化的现象并不是今天刚出现的新现象,世界经济断裂也不是新冠肺炎带来的,而是早已开启。FDI占GDP比重、贸易占GDP比重等衡量全球化的指数,在以后均出现了收缩,贸易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收缩,预计收缩幅度将达到10个百分点左右,收缩幅度十分大。
在深度收缩的背景下,全球化收益和全球化都会发生格局性的变化。这种格局性的变化导致全球陷入到“长期停滞”的状态,就是“低增长、低贸易、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高两极分化”的“四低两高”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下,全球化收益出现大幅度收缩,与此同时全球化成本和风险大幅度上扬。
第一个很重要的成本是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将大幅度下降;第二个很重要成本是两极分化持续加剧,与此同时协调两极分化的能力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各个国家民粹主义的泛滥;第三个很重要的成本是一系列区域化现象将全面抬头,国际政治冲突、地缘政治冲突对于经济的影响大幅度抬高。
因此,在逆全球化现象进行的中,大国之间的博弈逐步发生质变——从之前的蜜月期到的全面冲突期,再到的硬碰撞期。在目前世界经济体系里,大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异。在过去的逆全球化和格局性变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价值链和产业链不仅没有随着逆全球化出现去中国化,反而价值链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进一步形成,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大幅度上扬。也就是说,单纯从经济逻辑、资本逻辑、市场逻辑可以看到中国在目前的全球体系里面是一个全面上扬的一种状态,而美国在这种体系中处于势微的状态。
第二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疫情不会改变过去逆全球化中中国的逆势上扬的趋势,以及中国在硬碰撞中不断突破困局的态势。
我们通常会强调中国大市场、中国创新、中国潜力的作用,以此得出中长期看中国必定会在这场博弈中胜出的的乐观结论。我认为,这种分析和结论是正确的。
新冠肺炎疫情是逆全球化的加速器。这个加速器很可能加速世界经济进一步陷入“长期停滞”,使世界经济步入到更低增长、更低贸易增速、更低利率、更高债务水平、更大冲突的一个新时期。也就说过去面临的长期停滞问题在后疫情期间只会加重,不会减缓。其原因就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趋势性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全球化的成本和风险在进一步地上扬,而来自于全球化总体的收益是在下降,因此,全球体系会步入到解构的时期,而不是建构的时期。疫情将加剧世界传统结构的解构,并带来以下几个新阶段的变化:
一是大国博弈的关键窗口期。中美之间的硬冲突与硬碰撞的阶段性结局很可能在这两年见分晓,博弈双方将根据这个结果各自进行策略性调整并步入另一个新阶段。因此,这两年很关键,特别是对于中国,疫后GDP增速能不能回到常态,并使我们在最近这两年中国的GDP占美国GDP的比重超过70%,这个很关键。
二是关键企业(特别是华为)能不能抵抗住美国全封锁的打压,形成它自身的发展能力和市场支撑力。这一点更为关键。这两年是大国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期和关键期,也是新技术引领的核心期、转折点,华为的结局是像法国的阿尔斯通那样被美国阴谋打败,并被美国公司收购,形成美国主导的5G独立格局?还是中美并治,共同引领?还是中国独领风骚的格局?未来几年应见分晓。
三是随着美国进一步地“退群”,中国和欧盟在全球公共品供给上又不足,全球公共品会出现真空期。全球货币锚定效应可能全面消失,货币和金融有可能步入混乱期。全球债务高筑,必定引发新一轮去债务和去杠杆,从而带来金融经济的收缩期。当然,疫情将使两极进一步分化,民粹主义进一步上扬,因此未来几年也必将是全球民粹主义和两极化的加速期。
疫情之后的第一个变化是全球化红利越来越小;第二个变化是结构性问题加剧。在这两个变化的作用下,产业链就会出现以下几个变化:
一是在民粹主义作用下,产业链将缩短。
二是现有的单一产业链会演化为多元、可替代的、风险可控的产业链体系。
三是在硬脱钩的基础上形成双核以及双核之间的缓冲带的“H型”的平行体系。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这几年从大逻辑、长时段来讲,“东升西降”、“美国持续式微、中国持续强大”应该是长期趋势,中国持续向好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从中期来看,当前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强化,全球结构的大变异也必将对我们带来巨大的调整成本和调整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在一些战略上要有更清晰的驾驭能力和战略思维力。
中国当前必须要明确自己的基本盘,我们立于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和大国竞争中间不败的基本道理是什么?这个基本道理就是中国的超大市场、中国人力资源红利、中国国内齐备的产业链、中国不断提升的技术水平以及国内依然顺畅的经济循环。因此大家会看到在“两会”期间,总书记专门提到要以提升内需为主体,打造以国内经济循环为基本,国内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认为这点是把握住我们的战略核心。“逆全球化”不可怕,“去中国化”也不可怕,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握住我们的基本盘。过去逆全球化已经证明了我们只要保持自身可持续的发展和内部盘的稳定,我们依然可以在产业链里不断地提升,在价值链里不断地深化。
当然,保住基本盘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目前对于国内经济循环要进行构建,因此这里就要求我们要在核心短板上发力,要在产业链的再造上面用功,要在进口战略和内外贸一体化上下功夫。很多人担心外资撤出,担心我们会在产业链重构中被替代,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目前大量的外资企业,70%用于国内市场销售的,30%是用于国外销售的,80%的利润来自于中国市场,因此保住中国基本盘是我们保持竞争力,保持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
我们要看清历史大势,美国体系的式微和全球体系的再造是大历史的规律,是每次大危机和每次产业革命的必然规律。因此,我们要以开放对冲封闭,要以多边对冲单边,我们要站到世界共同发展、绿色发展的道德制高点来把握相关的问题。
当然,我们目前应该在提供新的全球公共品,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上做出一些努力。但这里面的步调要有很好的战略构思,比如说总书记在这次WHO会议上提出来的对于全球卫生物资的库存体系、供应链体系的维护,和防护基金的构建,这对于全球疫情期间的恐慌、风险的消除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可能会起到强烈的杠杆效应,使中国成为新秩序的维护者。在美国进行“退群”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进行有选择性地加入到新的治理体系、新的规则,同时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来为中国打开局面,这就非常关键。
我们要认识到未来的低迷期和大冲突期不是一两年,也不是三四年,可能是一个新阶段。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持久战的战略思维,但是也同时要认识到疫后的两年是关键期,一定要把控住,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因此,我们要有持久战的战略思维,要有关键期的定位和把控能力。这样我们在守住我们基本盘的同时,来进一步地构建我们新的世界供应链,新的产业链,不断提升我们国际竞争力,才能够有一系列的战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