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名臣司马光，因何赢得了百姓的爱戴，敌人的尊敬？据说在司马光做宰相的这一段时间里，不但贏得了百姓的爱戴，也赢得了敌人的尊敬。辽人、夏人遣使入朝或者宋的使者人辽、夏，他们都会很关心地问起司马光的情况。辽政府还特地警告其边境官吏："中国已经拥司马光做宰相了，一定不要惹是生非，再开边隙。"司马光死后举国悲恸，开封的市民都自发罢市去吊唁他。司马光的画像也被刻版印售，家置一本，每当饮食必祷告一番。画像畅销京师，京师画工有因此而致富者。太皇太后和哲宗也都亲自临奠志哀，为之辍视朝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对于一个臣子来讲，这都是罕见的礼遇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单是"文正"这个谥号，司马光之前也只有前朝名臣王曾、范仲淹两人获得过。为了给司马光办理丧事，朝廷赠其家银三千两、绢四千匹，并赐龙脑、水银以敛。又派户部待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丧归葬夏县。据记载当时从全国各地赶来会葬的有数万人，大家都痛哭流涕，就像自己的爹娘去世了一样。此外，朝廷还特别恩赐司马光亲族十人做官，第二年哲宗又为苏轼撰写的司马光神道碑亲自篆书题写了碑额"忠清粹德之碑。"在司马光去世以后，旧法派又制造了一起文字狱，陷害了已经罢兔的宰相蔡确，新法派的势力被彻底清除。
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诸贤当道的"好人政府"却并没有将政治引上正轨，在清除了新法派之后，旧法派内部却又起党争。就这样争来夺去没有几年，随着太皇太后的去世政局突变，新旧两党风云再起，而这一次却是较以前来得更加猛烈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反变法派的靠山太皇太后高氏病卒，已长大成人的哲宗开始亲政。哲宗早已经厌恶了太后的垂帘，愤恨着元祐大臣的漠视。元祐大臣们在奏事的时候经常是只冲着高太后，而不把年轻的哲宗放在眼里。哲宗后来曾对大臣们说道："我当时只看见他们的屁股！"现在哲宗终于可以抒多年来的胸中积怨了。他重新起用了原新党领袖章惇，变法派重新上台，打着继承神宗遗志的旗帜对元祐大臣们展开了反攻倒算。
图片来源于网络
章惇在召回为宰相，道过山阳时，曾邀请了一个叫陈瓘的小官登舟共载而行。章惇访陈瓘以当世之务："计将安出？"陈瓘回答道："就以乘舟为喻，如果有一头偏重，能够前行吗？或左或右，也都是偏，明日这个道理就知道该怎么办了。"章停沉默不语。陈灌反问道："不知道将来施政的次序如何？以何事为先，何事为后？何事当缓，何事当包谁为君子，谁为小人？想必您早就有所考虑，愿闻其略。"章惇又沉了一会后说道："司马光奸邪，这时最应该首先辨明的，无急于此。"陈瓘大声道："相公大误！这就好像是欲平舟势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真这样做，将有负天下之所望。"章悼注视着陈瓘，声色俱厉地说道："司马光辅佐母后，独握政柄，不能继承先帝遗志，却肆意妄为，改作成宪，误国如此，不是奸邪又是什么？！"陈瓘道："如果将司马光看作奸邪，大改其已行之政，那么就越发误国了。"于是陈瓘极力开导章惇，认为惟今之计，惟有杜绝臣僚们的个人恩怨，消除朋党，秉持中正之道，这样才可以挽救时弊。当时章惇也说了要"兼取元祐"的话，两人共饭而别。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章惇到京上台之后，还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正像一个叫张商英的大臣所告诫的："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报复元祐大臣成了积憾已久的新法旧臣连同哲宗的共同心愿。结果元祐大臣相继被贬往南方远恶军州，后来有很多人就死在了那里。而元祐大臣的领袖司马光虽然已卒，仍难逃厄运。他所有国家给与的荣誉和增典包括哲宗亲书的碑额都被收回，碑文被磨去碑身也被礓毁。得志便猖狂的部分新法党人甚至提出要掘墓暴尸到了绍圣末年，元祐学术受到压制，有人还提出要销毁《资治通鉴》的刻版。陈瓘借着考试的机会，特地引神宗所作的序文，《资治通鉴》才得以逃过一劫
图片来源于网络
哲宗去世后，宋徽宗上台，重用了奸臣蔡京，蔡京假借恢复新法为名党同伐异，大搞党禁，在全国各地树立起"元祐党籍碑",元祐党人再遭禁锢，遭到了变本加厉的迫害。在树党籍碑的时候，一名叫常安民的石匠拒绝刻碑："天下人都认为司马光正直，现在怎么成了奸邪？我不忍镌刻。"后来受迫不过，安民又道："非刻不可，请不要在碑上刻"安民二字，恐后人指责！"靖康元年（1）金军兵临城下，在李纲的主持下终于为同马光恢复名誉，恢复赠典，解除了元祐党禁和学术之禁。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司马光得以从祀孔庙，获得了与72贤等同的地位。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与王安石的身后冷落、骂名千载的遭遇相比，司马光卒后备极哀荣，虽遭党禁一时，但毕竟很快就得到平反，从祀孔庙，享誉千秋。从这方面看，司马光比王安石幸运多了。然而如果从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念而奋斗的事业来看，却没有人成功，是非成败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从友到政敌，从党派纷争到国家倾覆，于王于马，这都是一个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