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生活在早于苏轼不到三百年的中唐时期，他和苏轼一样，作为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在官场中不会随风沉浮，也有着被贬江州司马的经历，也有着怕被涉入党争而被迫申请外任的历史。
相同的经历使苏轼自己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多次在诗中自比于白居易。白居易生于公元 772 年（唐代宗大历七年）郑州新郑县，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明经出身，《唐书传》上称白居易的家世谓“世敦儒业”。这种阶层的特点是靠着知识、靠着科举制度去获得功名富贵。他们既与劳动人民有相当的距离；同时与世袭的大官僚、大贵族也有着矛盾。这种家庭深厚的诗书气氛，对于培养他成为一个很有才能的诗人，有着很大的作用。
白居易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是颠沛困苦的，他的祖父和父亲虽都居官，但因清廉自守都没有挣得家业，所以在很小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以“家贫”而忧叹了。尤其是在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兴兵作乱、互相杀戮的时期，西方吐蕃也趁中原空虚不断入侵，他这几年间一直因避难游于越中。久困行旅之中，到处流浪，常常到了“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的地步。这样身无分文的生活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白居易以后“中吏”、“中隐”观念的形成及生活实践，都受到这个时期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既脱离了劳动，唯一的出路便是取得功名，白居易当然也不例外。他二十岁举秀才，二十八岁中进士，到 815 年被贬为江州司马，一直都很顺利。之后除了几年的在朝任主客郎中，到 58 岁基本上都是外任。58 岁以后，都是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住在洛阳。
白居易年轻时也有着致君尧舜的愿望，在政治生涯上，也达到了三品的翰林学士，他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正直不阿，对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提出讽刺，最后终于因为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因越职言事儿遭贬为江州司马。58 岁时因为当时朋党严重，他不愿被卷入朋党战争所以决定激流勇退，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洛下。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以《中隐》为题，提出了他自己独具个性的“中隐”思想：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白居易的“中隐”隐法，与以前文人隐逸的代表如陶渊明、王维相比，它更有着世俗性，即更符合普通人的常性，他的这种隐法，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向往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极易达到的方便途径。
苏轼和白居易都是集文人、学者、官僚于一身，这种身份的相同，使苏轼更容易学习白居易的活法。苏轼对当时流行的儒释道三家思想，既没有刻意做出选择，也没有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隐没其辞，表现出某种自由的倾向，所以他能把三教融于一体。
苏轼说“儒释不谋而同”（《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对儒学“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在强调以“礼乐刑政教化”、“论道经邦”（《策略》二）的同时，又认为“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盖公堂记》）。又在《海月辩公真赞》中说“人皆趋世，出世者谁？人皆遗世，世谁为之？爰有大士，处此两间。非浊非清，非律非禅”、 “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南华长老题名记》）这些看法与白居易的“世间”、“超世间”或“出世间”的不即不离很相近。所以苏轼与白居易在面对实际政务的处理时，如当他面对新旧党争而表现出来的种种看似矛盾的举动时，就不仅是其折中人格的一种外化，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对白居易处于牛李党争所处态度的激化。
在退居洛阳后，白居易基本上就是在诗酒风流中度过的。他不再作讽谕诗，对政治基本上不再关心，他出游、访友、宴饮、听歌赏舞、吟诗弹琴，只要是能让自己开心的事，他都身浸其中。“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诏下》）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放纵于世俗享乐，沉浸于种种迷狂的宗教活动。
白居易的这种随遇而安、知足逍遥的闲适生活思想深深影响了苏轼。苏轼的号为“东坡居士”，即取自白居易担任忠州刺史时所作的《东坡种花》、《步东坡》、《别东坡花树》等诗。苏轼在贬谪黄州、惠州、儋州后，每一次当然都有痛苦，但是痛苦之后的以大自然为乐、种花、郊游、访友、作诗，学佛、进行道家的炼丹活动等等活动也与白居易一样，他有意地向白居易学习，使自己被贬的痛苦像白居易一样，渐渐地转化为适意。他和白居易都做和陶诗，都有着很多思乡的作品，除了在诗中大量用白居易的原话或化用其意外，在作词时有时也用了白居易的诗句却浑然不觉。
如吴开《优古堂诗话》中“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条云：“东坡作《定风波序》云：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国南迁归，予问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用其语缀词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余尝以此语本出自于乐天，东坡偶忘之耶！”
周紫芝《竹坡诗话》：“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气韵之近俗也。东坡作送人小词云：“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虽用乐天语，而别有一种风味，非点铁成金手，不能为此也。”
可见苏轼对于白居易诗的熟悉已经到了用了而不知道用了的地步，而对于白居易诗中一些较俗的语句，苏轼还“点铁成金”而使原句“别有一种风味”。
当然，不像白居易的晚年都是在歌酒风流中安度的，苏轼的晚年比较曲折。当他无法在政治生涯中激流勇退的时候，他选择了在心灵上的激流勇退。他对人生的体认，已经不是仅仅限于对自身，而是对整个社会、世界和宇宙的理性思索。这是性格、经历和社会带给他的不同于白居易的一面。白居易是俗世中的一个最容易模仿的一个俗人，苏轼在其俗的一面之外，充分地创造了不俗的一面，这与宋代士人多有的理性也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