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皓若星河的历代文人里，有一位诗人格外璀璨夺目。林语堂将他视为“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称他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新派的画家、书法家”，是“佛教徒、士大夫、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诗人和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他的文学成就无人能及，一生创作了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四千二百多篇散文。无论是无知稚子还是花甲老者，都能随口吟上几句他的诗词。
但是，他的过人才华以及率真坦荡、爱憎分明的性格，却使他成为了政敌的眼中钉、官场的失败者。
他在四十三岁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五十八岁被流放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岭南（今广东惠州），六十二岁又被贬至政敌眼中的鬼门关儋州（今海南），最终死在流放归来的途中。
他的家庭亦是屡遭不幸。29岁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留下七岁的小儿，57岁时第二任妻子又撒手而去；晚年流放惠州，只有侍妾和小儿子陪伴左右，谁料侍妾染病先他而去。
不仅如此，他还在48岁时经历了丧子之痛，小儿子才14个月就不幸夭折。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命运坎坷的诗人，却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本性，在困境中发现生活的乐趣，化苦难为幸福，变地狱为天堂，并留下恒久不朽的文化遗产。
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称东坡居士的苏轼。
贬谪黄州：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四十三岁前的苏轼，虽然在政见上与王安石矛盾重重，在家庭上曾遭受丧妻之痛，但乐天派的他还是过得十分优游自在。无论在何处任职，他都尽心尽力，关心百姓疾苦，努力为民造福；在公职之余，他吟诗作词，尽情享受人生的快乐。
第二任妻子王闰之贤惠明理，并将继子视如己出，让他重新拥有了一个和睦温暖的家。
但是，一场莫须有的“乌台诗案”，结束了他的平静生活。他被政敌们打入大牢，受尽屈辱，并差点丢了性命。他的那首著名的绝命诗就是写于狱中，诗中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字字句句都透着心酸。
在仁宗皇后的干预以及朝中一些士大夫的仗义执言下，苏轼在入狱四个多月后终于得以保住性命，但被革去官职，贬谪至黄州。
黄州地处长江之边，环境十分艰苦。贬谪后的苏轼没有了朝廷的俸禄，而他手中的积蓄只够维持家人一年的开支。
于是，他和夫人根据当地的物价，估算出维持全家人基本生活的开支为每日150钱。然后，他每月取出4500钱，将其分成三十份，每份150钱，悬挂在屋中的大梁上，每天取下一份用于生活开支。如果没有用完就存入一个竹筒中，留着招待朋友。
一年以后，手中积蓄花销殆尽，苏轼一家的生活陷入窘迫之中。所幸有好友马正卿雪中送炭，他设法为苏轼批来数亩荒地，让苏轼带领家人开垦种植，以解生活之困。
这片地处在黄州东面，坐落于山坡之上，苏轼谓之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苏东坡之名亦由此而来。
为开垦荒地，苏轼带领家人，早出晚归，终日躬耕其中，“日炙风吹面如墨”，但他不以为苦，反而在辛苦劳作中渐渐走出“乌台诗案”的阴影，重新恢复他开朗豁达爱热闹的本性。
他在农闲之余，饮酒作诗，广交天下朋友。他的朋友遍及五湖四海，有名士高人，也有农夫走卒。在他眼里，朋友没有贫富贵贱，只有交情深浅。正如他对弟弟苏辙所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为了招待朋友，苏轼在东坡自建茅屋，题名雪堂。许多人慕名而来，与他在雪堂饮酒夜谈，
当然他也时常去拜会朋友，一住就是三五天，然后再尽兴而归。
不仅如此，好客的苏轼还是一位天生的美食家，我们熟知的东坡肉即出自于他手。在黄州，即便生活陷入窘境，他也能用最廉价的食材，做出家人喜爱的美味。他做的东坡羹以蔓菁、荠菜、瓜、茄和赤豆、粳米等粗粮为原料，是一道纯素菜，却因为味美而深得当地穷人的喜爱。
因为黄州地处长江之边，盛产各种鱼类，他就摸索出一套苏氏烹鱼法，鲜美无比，即便后来上调回京，他也常常亲自下厨，用这道鱼羹来招待朋友。
他的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都是在贬谪黄州期间创作的。偶有感伤，但更多的是豁达。
譬如那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创作于他贬谪黄州的第三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此雄浑的气魄，谁会想到当时的苏轼正处在人生低谷？
还有那首《定风波》亦是写于同一年。
据说苏轼和朋友外出，路遇暴雨，朋友皆仓皇逃躲，唯苏轼若无其事，依然“吟啸徐行”，并赋诗一首：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诗是对苏轼旷达超然的最好诠释，也体现了苏轼对无常人生坦然接受的态度。只是苏轼没有料到，更大的磨难还在后面。
流放海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四十九岁那年，苏轼被朝廷重新启用，以礼部郎中召回，后成为当朝皇帝的老师，官至礼部尚书。此后九年，苏轼位高权重，官运亨通，但是，他厌倦了官场纷争，一再请求调离朝廷赴任地方官。
在他五十九岁那年，一直庇护他的高太后去世，朝廷再生动荡，苏轼又一次被贬谪。这次的贬谪之地是岭南，也就是现在的惠州。
当年的岭南生活环境极为艰苦，在人们眼里属蛮荒之地，只有身负重罪的官员才会被流放至此，并且少有人生还，苏轼的侍妾朝云就是在此染病去世的。
在岭南，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荔枝》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不久，这首诗就传到了他的政敌章惇之耳。原以为流放岭南能够将苏轼置之于死地，却没想到他依然能过得如此逍遥自在，章惇遂生恨意：“苏子瞻竟然如此快活！”于是一道令下，将苏轼再贬至海南。
当然也有人说是苏轼在惠州写的另一首诗《纵笔》惹恼了章惇：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章惇气不过苏轼被贬谪蛮荒之地，尚能酣睡如此，遂不顾他已六十二岁高龄，将其再贬至海南。
其实不管是哪首诗惹怒了章惇，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轼一生都因才遭妒、因诗受陷。
和海南的恶劣环境相比，黄州和惠州的艰苦几乎算不上什么。这里不仅“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洗澡无浴室，更无书籍和笔墨纸张”，而且语言不通，习俗迥异。
初到海南的苏轼苦不堪言，发出了“四顾真途穷”的感叹，但他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生活。
没有水洗澡，他就用手干搓，美其名曰“干浴”；洗澡不方便他就洗脚，每晚睡前享受泡脚带来的惬意；除此以外，注重养生的他还保持着早起梳头、午后小憩的习惯，并写成诗寄给远方的朋友共享。
儋州军史张中仰慕苏轼的风采才华，频频登门拜访，并与苏轼的小儿子苏过一见如故。酷爱下棋的他经常与苏过在树下对弈，苏轼则在一旁观战，“不闻人声，但闻落子”，其乐无穷。
城东南的黎氏兄弟，成了苏轼和张中的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饮酒取乐，苏轼甚至还帮助他们处理家事矛盾。黎氏兄弟以务农为生，家中贫穷，房屋破败不堪。为了便于聚会，苏轼就和大家一起凑钱为他们修建住房，并取名“载酒堂”。
他曾赋诗曰“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来表达自己对当地淳朴民众的喜爱。
苏轼的政敌董必受命按察岭南，下令将苏轼赶出官舍，逼得苏轼只得临时购地建房。令苏轼的政敌们想不到的是，他们有多恨苏轼，他身边的人就有多喜爱他。
得知苏轼要建房，不仅跟随苏轼问学的士人，当地的百姓也都前来帮忙。大家热火朝天，有力的出力，有材料的出材料，就连军使张中也亲自在工地上挖地挑土。就这样，一幢可以为苏轼父子遮风避雨的茅舍很快就建好了。
如果不是朝廷再度启用他，苏轼已经做好了客死海南的准备 。在北归途中，想到自己还能够重回中原与家人团聚，苏轼兴奋不已。但是，多年流放的漂泊生活已经伤害了他的健康，加之年老体迈，苏轼在船上不幸染病，一代旷世奇才逝于常州，享年六十五岁。
“心似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纵观苏轼一生，跌宕起伏，充满磨难和不幸。上贵为帝王之师，下沦为监狱之囚，可谓大起大落。命运似乎以折磨他为乐，对他的打压一次比一次凶险，可是他总能吟啸徐行迎风雨，笑对厄运。他的豁达和豪迈， 他的率真与洒脱，他的坚持己见，构成了他最大的人格魅力。他和他的文学作品一起，成为历史星河里最亮的星星，令后人不由自主喜爱他、追随他、敬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