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身中农，少年时在家放牛务农，目睹过日寇橫行，抗战胜利后，以为能过上好日子，秋天家里收了些粮豆，白天蒋桂军上门持枪抢，夜里土匪进屋拿刀夺，一年收成所剩无几。感到种田无希望，想读书寻出路。1946年，18岁的父亲在家乡的巢县中学借读，周末走近一百里山路回家干活。淮海战役末期，国民党刘汝明部溃军沿途抓丁补缺，在家的父亲见状拼命往山里跑，匪兵竟开枪射击，子弹擦着父亲头皮、耳朵嗖嗖过，父亲无奈只好滚下深沟装死，奶奶以为父亲被打死，顿时倒地哀嚎，匪兵才悻悻罢手。是日，全村大多数人家家破人亡，恸哭一片。从此父亲恨透了那些祸国殃民之徒，决心当解放军，保百姓平安。
1949年春，父亲考上皖北军区的蚌埠军政干部学校。夏日某天，收到老家来信，说其父母被土匪砍伤，盼归。父亲心急火燎找校方请假，不允，说学员随时上前线，除非父母亡，其余一律不准假。疼母心切的父亲怒当逃兵，怕抓回公审，不敢坐车，只好走荒郊野岭，夜宿坟地，硬走了四百多里路回家探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年底国家大规模征兵，已在家乡的黄麓师范读了一年书的父亲，不顾奶奶苦苦反对，毅然应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部队期间，父亲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嘉奖多次，1958年被南海舰队作为骨干从广州基地调往北海某大队。同年，驻北海某守备师在北部湾深处的涠洲岛举行抗登陆演习，师首长一行二十余人点名坐父亲指挥的炮艇。出港时风平浪静，谁知到了海中突遭台风，炮艇在海中如树叶般被抛上甩下，随时艇翻人亡。父亲沉着镇定，指挥全艇人员与风浪搏斗很长时间，死里逃生到了目的地，而师首长一行人被颠得胆汁吐尽，爬不起来了...事后师首长对父亲赞赏有加，大队领导也脸上有光，于是父亲被送到政治学院学习，还是对象的母亲特批随军。谁知政治部上门调查发现母亲家庭成份不好，部队领导爱护父亲，一直拖着不批准结婚。1964年，上级拟提升父亲为大队长，被人告发，说其亲属是地主，舰队派后勤部长来调查属实，遂将父亲撤职调往后方的地方部队任普通干事。第二年，原大队升为师级单位，参加抗美援越战争，父亲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文革开始后，父亲所在地公检法被砸烂，造反派无法无天，冲击父亲所在军事机关抢枪(父母住房也被炸塌)，随便杀人。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战士们日夜巡逻，尽可能从造反派枪口下，棍捧中，麻袋里抢救无辜受害者生命。由于维稳有功，父亲1968年评为广东省军区、1969年评为广州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72年，上级考虑父亲在部队职务难升，安排他到地方财税局当领导。从此父亲早出晚归，骑个单车，往下面二十个公社跑，调查研究，处理各种问题。8岁之前，我很少见到父亲面，更未奢望他能陪我玩。
1978年，才50岁的父亲须发全白，自感愧对父母（生未能尽孝，死因公未能回），加上腿伤复发，谢绝当地组织部门和干群挽留（父母在当地口碑极佳），带着一身伤病回到了夜思梦想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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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工作的那几年，父亲坚决拥护改革，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被亲戚骂六亲不认，被群众誉为保持老共产党员作风的人，评为市直机关的优秀党员。
父亲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多年，把自己看得很轻，把人民利益看得很重。晚年有亲戚要他写点回忆录，他轻蔑一笑:“我算老几，为国家、人民没做什么贡献，不值一提！”在世前多次要求我们:不要买墓，不要立碑，不要通知他人，骨灰洒到巢湖。父亲生前爱水，也崇尚水的利万物而不争，身后是真心希望能溶入其中，但我们却以世俗眼光想为他在人世间留下点什么，违背了他的遗愿，在他伟大人格面前，我常感自己渺小。
父亲一生清正廉洁，没给我留下什么遗产，却留给我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让我无惧人生道路上的风雨。感恩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