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早期重要的人物。他于1552年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赛拉塔城(Macerata)，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7年参加耶稣会的远东传教团，次年由葡萄牙乘船至印度，在印度停留4年。
1582年，利玛窦离印度来中国，相继在澳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活动，主要是向朝廷和士大夫宣传天主教的义理以及介绍某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他在中国居住了28年，于16死于北京。他的主要著作有：《天学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以及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同文算指》(与李之藻合译)、《测量法义》(与徐光启合译)、《浑盖通宪图说》(与李之藻合译)等多种。
利玛窦在晚年还写过一部在中国的回忆录，目的是向他的西方同会教友介绍中国情况和他本人以及其他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这部书在他死后由他的同会教友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于16来华整理出版，题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两卷)。以下主要是从这部书中辑录的有关他对中国文化的评论。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而且从以上几章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机械工艺能力都很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利因素。只要提一下在这些工艺中中国人的做法看来与我们工匠的做法最为不同的一些方面，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多才多艺了。应该指出，因为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生活节俭，所以中国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而在他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他们的劳作是被买主的需求所引导的，而买主通常满足于不很精美的东西。结果，他们常常牺牲产品的质量，而只满足于表面好看以便吸引买主注目。这在他们为官员们做活时似乎特别明显，因为官员们根本不管所买物件的实际价值而只凭一时好恶向工匠付钱。有时候，他们还强迫工匠们去设计他们并无此聪明才智去做的东西。
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自己远远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即仁、义、礼、智、信中译者注)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论中国思想
中国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内在的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
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尊敬他，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而且还以他的名义起誓，随时准备全部实行，正如对待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样。
不仅哲学家作为一个阶级是如此，就是统治者在过去的时代里也给予他以对一个人的最高敬意。然而，他却从未像神那样受到宗教式的崇拜。他们感激地承认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说，甚至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直到今天，他的后裔仍受到大家高度的尊敬。统治者们给予孔氏家族的族长以世袭的尊荣并赋之以特殊的豁免权。
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指通过科举做官中译者注)，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地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