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在上世纪70年代，12岁的严歌苓考入西南某军区歌舞团，成了一名跳芭蕾的文艺兵。和《芳华》中的姑娘们一样，她用舞蹈在集体中绽放自己的青春。但青春总要散场，个体总要单独面对各自的命运。正如《芳华》里的女孩，在时代的变革中，命运各异。分散各地。严歌苓找到了阅读与写作，也找到她自己。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在文工团的仓库里，她发现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拜伦传》。这本书深深影响了严歌苓。阅读从此在她心中种下种子。
在集体整块的命运中，她开始拥有个人的观察、体验和视角。退伍后，她果然成了一名专职作家。之后，渴望见识更多，写得更好，30岁的严歌苓带了三本新概念英语、一本词典，登上去美国的飞机，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教育。从此开始了她的文学高产之路。《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床畔》《归来》《芳华》……
很多读者都注意到，严歌苓不光写得多，而且她能写的题材，彼此之间差别很大。莫言曾经评价严歌苓是“真懂小说技术”。而有着高超小说技术的严歌苓，还不缺丰富的人生经验、对人性反思的思想能力，以及对写作的激情和勤奋。当聪明人还用心，还勤奋，取得成绩就顺理成章了。
，一部《芳华》，让严歌苓再次成为被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人物。4月21日，由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发起主办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二〇一七年度小说家”称号授予严歌苓。在授奖辞中，重点提到严歌苓在《芳华》小说中的艺术表现，“回忆了一个时代的美好与感伤，荒谬与薄凉。被压抑的欲望，被错待的善良，无法说出的歉疚，不过都是青春散场之后的余绪。弯曲的时代造不出正直的良心，惟有爱和宽恕才能救赎自己。”
在领奖之际，封面新闻记者面对面专访到严歌苓。对于《芳华》以及严歌苓本人的军旅生涯，写作故事，诠释很多。我们很想知道，她本人是怎么想的？在《芳华》写作的背后，是怎样个人故事？在记者面前的严歌苓，虽然年龄已经不算轻，但她依然很好看。衣品一流。态度亲切。举手投足大气。12岁入伍参军，跳芭蕾舞，训练出来的范儿，沉淀又释放在她的一举一动中。
“在《芳华》中完成对自己青春的透彻的反思和批判”
作品被影视化者众多，甚至有时候直接上阵操刀写剧本，无疑大大扩展严歌苓的小说受众面。关于严歌苓，话题总是绕不开影视与小说。
对中国当代文学深有研究的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说，严歌苓“可能是我们中国当代作家当中，和影视界结缘最深的一位。与影视界的结缘，确实扩大了她的读者面。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大家要重新来认识一位作为小说家的严歌苓。其实电影电视拍得再好，我觉得，都不上她的小说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封面新闻：作为《芳华》小说作者，您觉得小刚拍的电影版《芳华》怎么样? 这个电影得到很多人喜欢，但也声音认为，电影版拍得过于强调美，而对小说中对人性的反思力度不够。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严歌苓:电影拍得特别优美。而对战争的影像呈现，比文字更显得真实、残酷。影像是可以让你看到这种血淋淋的这种战争场面。电影的优势就在于，比起用文字需要描摹很多，可能都不及电影用一个特写，一个眼神的镜头，给你的震撼更大。所以我也是一个电影迷。
但是，小说也有电影所不能更深触及的，比如说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永远和电影是各自都有它自己的领地。电影版《芳华》更加侧重小说中青春如歌如诗的这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文学不是一个大众娱乐，而电影有它为大众提供娱乐的性质。我们不应该要求电影承担文学所承担的使命。
封面新闻：比起其他作品，《芳华》这部小说好像格外引发你自己的真实情感。
严歌苓：小说中的刘峰和何晓曼，的确是以我青春年少时在部队文工团接触的两个战友为原型。他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一直想写他们。事实上也写过他们。他们分别被我写进不同的作品里。但是，对他们所遭遇的被排斥，总感觉认识没有深刻，忏悔也没有那么彻底。所以我总感觉一直没有写透他们。
直到四年前，冯小刚找到我，说要一起讲文工团的故事。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两个人物写在一起。而且，我自己也到这个年龄了，对自己当时的行为，对我所处的集体当年的行为，能够认识足够深刻了。我也不害怕触痛自己。
我就在想，当青春期的一群人集结在一起，由于荷尔蒙，以及各种各样的元素，他们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所以在《芳华》这部小说里，我完成了自己对自己青春的透彻的反思和批判。
封面新闻：《芳华》出来以后，网上出现了大量关于你本人的真实经历梳理文字，两相对照。小说里的“我”或者电影里的“穗子”，到底有多少是您本人？
严歌苓：凡是我写的“穗子”系列的那些小说，“穗子”作为叙事者和观察者，并不代表完全是我自己。她时而参与其中，时而游离之外，但始终是集体一员。这样既主观又客观的视角，很适合小说行文。
封面新闻：《芳华》电影热映后，掀起一阵怀旧情怀。甚至还有读者去曾经的军区大院外，去感受旧时代的空气，试图寻找一些往日的痕迹。作为一个作家，当你用文学，将那段生命经验、感悟表达出来以后，形成艺术形式之后，是不是内心就放下了？
严歌苓：我们这一代在青春成长时期，经历了很多大事件的发生。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成功还是失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很独特。我想，以后再也不会有像我们这样的青春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值得更多的书写和表达。但至今为止，还从来没有被写透过，被表达得远远不够。我总觉得，要更多地写才来，让更多的当代年轻人知道和了解，这样我们当初才不白经历一场。
“成为名人会感到自己被异化，感受就会不准确”
封面新闻：作家分很多种类型。有的作家，生活与创作分得很开，但有的作家需要生活很戏剧化，需要刺激才可以保持创作的状态。你是如何在现实生活安稳的状态下保持艺术的敏感度的？
严歌苓：首先，我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不会在一个国家住很久。所以，我的生活状态一直处于一种“不入流”的特点。也就是，我永远不属于一个社会主流，而是一个清醒冷静的旁观者。当一个人处于一个社会或国度里是一个少数人的状态，肯定就容易敏感。
比如说，德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非洲人的地理人文文化情感表达方式有什么特点啊。就是可以永远是在不断的好奇状态。我的确需要这种漂泊或者自我放逐的一种生活，来保持我的敏感。其次，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社会默默无闻的一员。让自己保有平常心。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挺有成就的作家。
比如说，当我和我的外交官丈夫一起生活，我会跟其他外交官的妻子一起去发现哪里有菜可以买回来研究，参加她们组织的一些小型读书会。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普通妻子，普通母亲的一种感情和状态，我都有。但同时，我对于她们，是外来人。我永远都是吉普赛人的生活，我参与生活，但我又是我自己，我以我的文字，以我的写作为国度。
所以我感觉就是，无论我生活在哪里，都无所谓。我的国土就在我心里。我永远都是一种非常自信又很宁静平常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逐渐成了一个名人，很多人来找我，我就会感到自己被异化。而我深深知道，一个人被异化以后，感受是不准确的。
封面新闻:青春总是令人记忆深刻的。您12岁来到四川当兵，读过难忘的青春岁月。这段经历，对您意味着什么？
严歌苓：人往往最能记住那种让你吃过苦头的地方。我和我的战友为什么之所以会有一生的情感，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吃过苦。回响我在四川当兵时，跟战友一起进藏演出。在高原雪地，冻得脚指头都快掉了。冻得很多女孩子哭。一起经历过这种难忘的经验，所以我们这种战友情一直很深，一直到今天还在维持。其实也不用特别维持，我们战友之间，哪怕很多年不打电话，一打电话就立马就将对方的昵称脱口而出，心灵马上就是零距离。这是生命的朋友。
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情谊有时候都超过了骨肉亲情。比如说我有一个哥哥，但我也从来没有跟我的哥哥一起，在雪山的路上，车抛锚了，然后撅根树枝做筷子，捡来一点树，点燃取暖，把雪烧化以后喝那个热水。而我的战友就跟我一起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的战友她们，可能会更加理解我、包容我。因为我跟她们在一起朝夕相处八年，同甘共苦。这种感情肯定是比任何一种感情都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