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 年）
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商鞅变法成功，但最终结果却是遭到了车裂，这一场个人悲剧的上演是任何一个历史爱好者都无法忽视的大问题。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少不了明君与贤相相互之间的配合，而在古代封建社会的改革之中，帝王所给的支持与所下的决心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帝王的个人健康、寿命问题也很关键。在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的改革可以说是已见成效，单单从改革事业上来说，商鞅几乎已经完成了自己历史使命。从明朝王安石改革的失败来看，就是因为宋神宗的去世，而半途而废。
商鞅变法
之所以商鞅的下场是如此的悲惨，主要是原因是和下一代的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商鞅在变法的初期，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使用了许多极端的手段。比如由于太子的少不更事，被一些阻挡商鞅变法的老牌贵族所利用，为了强调改革之严肃，把太子的老师、国君的哥哥赢虔处以“劓刑”，就此与太子结怨，就这么个情况，即使商鞅再有才干，改革路线再正确，太子也绝不会再想商鞅共事了。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商鞅正是死于他偏执的性格。
商鞅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中国古代的的改革家们，身上往往都带着一股特有的使命感，在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之后，“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商鞅非常严苛，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说起来可能像有一种天生的控制欲望。同样身为改革派的同王安石也说过的：“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们在改革前行的脚步中，总是怀着一种孤独悲愤的心情，就像在整个世界都存在于黑暗之中，而只有他能找到那一丝光明。
王安石变法
不论是什么人在什么时期，只要是进行改革，就必然会遭受到利益既得者的反击，而改革者就会感受到看客们的冷眼相对，油然而生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能成大事者，当然不会被这些困难所击倒，反而会受到激发，会更加坚信自己走的路才是正确的，如果不一意孤行，就无法再推进自己的事业了。“民可以乐成，不可以虑始”，普通老百姓们都是慢慢享受到改革的福利，而只有改革者才是先知先觉的，所以到了这种心理状态，很多好言相劝都已经听不进去了。
五羊大夫-百里奚
在从商鞅与朋友赵良的对话中，就可以充分地反映出商鞅的心理状态。商鞅将自己与秦国名相百里奚相比，并颇有自得之意，而赵良则劝他多向五羊大夫百里奚学习，不但要在改革中注意方式方法，还需要夹紧尾巴做人，如果想保自己一条命的话，应该将封地还给秦国，回归田园生活，劝诫秦王多任用提拔贤能，尊老爱幼，依法奖励有功之臣，这样才能够稍保平安。如果再继续贪恋富庶的封地，享受独揽大权的宠爱，必将聚集大家对你的怨恨，假使有一日秦王去世，你距离身败名裂也就是咫尺之间了。
商鞅
赵良已经深刻地指出了商鞅性格上的缺点，以及即将到来的危机，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评价了他：“商君，天资刻薄人也”，但自古以来，成大事者，内心都具有孤独感，此时的商鞅看着自己所建立的秩序，给秦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自己的封君厚邑也是凭本事挣来的，完全听不进赵良的劝诫，而现世报来得太快，赵良的假设，只用了五个月就成为了商鞅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秦惠文王
而商鞅的死换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必然，因为他性格上的缺陷，导致失势后被政敌清算再正常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即使秦惠文王将他车裂，但却并没有否定他的改革，而是一以贯之将他颁布的法令延续，没有半途而废，才有了之后强大、一统天下的秦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