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首先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进至遵义后，因受国民党军四面包围，根据1月中旬遵义会议决定改向四川西北部，与川北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
半个月后，即2月初，因渡江不成，又受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中共中央再度“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即决定进一步“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但是，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追堵挤压之下，中央红军虽在贵州赤水河两边跳过来跳过去，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却还是无法顺利地实现入川的计划。
3月初，中共中央再度被迫放弃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布准备坚持黔北地区，进一步“赤化全贵州”。而一个多月后，即4月下旬，黔北也无法立足了。红军不得不下决心放弃由贵州入川计划，大步西去，四渡赤水，转进云南东北部。故中共中央决定：去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
而此一命令发出几天之后，进至滇东北的红军就发现，他们完全可能由这里进入四川。因此，4月底，红军迅速离开云南东北地区，横渡金沙江，大举北上，并宣布将“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入川北上后，却再度发现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其实可能性很小。恰好，这时红军四方面军也放弃了原来的川北根据地，西来与中央红军会合了。
双方于6月下旬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反复研究了当前的局面，决定主力进入甘肃南部地区，努力“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样一来，红军前此努力在西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已经在悄然改变了。
很明显，红军转进西南地区，在贵州、四川及其周围地区长途跋涉、东奔西突，军事上固然机动灵活，实际上却仍旧是迫不得已。中共中央清楚地了解，部队长期处于游击状态，没有根据地，是极端危险的。
因此，他们始终在要求部队为创造新的根据地而战，但每一次这样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总结起来，红军努力在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却失败了，根本上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敌人力量较强；二是群众基础薄弱。西南地区虽然地处偏远，却仍旧是人口密集地区，地方军阀各霸一方，养兵甚多，除贵州军队不大能打以外，川军、滇军都有一定战斗力。
加上蒋介石刻意经营西南，派遣大军跟入，迫使矛盾甚深的西南各地军阀联合起来，异常积极地对红军作战，从而使红军几乎处于无日不战、无处不战的困难境地。
与此同时，红军因兵力有限，非战斗人员较多，又因长途征战，损失不断，补充困难，战斗力减弱，不得不避实就虚，尽力避免与强敌决战。因此，红军只好转战于川黔滇三省交界处和四川西部这些高原山区，力图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寻找立足点。
而这些地区的群众往往又以少数民族居多，民情方言处处隔膜，何况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关系一向较为紧张，红军不仅立足困难，而且给养、兵源完全不能解决。
因此，中共中央很快就开始承认，“我们过去对于少数民族不大清楚，现在经过许多少数民族的地区是清楚了”，要在这些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本没有可能。
故中共中央从1934年12月决定西征进入西南地区创建根据地，在云贵川转战半年之久后，终于在1935年6月决定改变西征的方针，开始考虑实行北上甘南，以便进一步“背靠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四省的广大地区”来建立根据地的新方针了。
关于红军北上方针的提出，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在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于1935年6月间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