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照)
金岳霖说他要退出,然而他也没有退出得很远——
事实上,徐志摩去世之后,金岳霖就把家搬到了梁氏夫妇家的后面。
除了早饭他自己在家吃,中饭、晚饭他大都搬到前院去和梁家吃;
开派对,就在他家里开。
老金看着林徽因夫妻恩爱,一时感慨做了副对联:
“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梁思成很高兴地说:
“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
林徽因却不高兴:
“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
惹得金岳霖衷心佩服。
他有一句话:
“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
林徽因死后,许多亲朋好友都送了挽联,其中一幅流传最广: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一想到林徽因,总有一种四月天般温暖明媚的感觉。
写这副对联的人,就是金岳霖。
难怪连梁思成都说:
“最爱林徽因的,是金岳霖。”
(金岳霖、梁再冰、林徽因、费慰梅姐妹、费正清)
这么爱林徽因的金岳霖,如果没有情敌徐志摩、梁思成,会和林徽因成功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吗?
答案是:不会。
这一点,连林徽因自己都知道。
1936年,林徽因写信给朋友,就说过这样的话:
“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是的,看上去很激情,但金岳霖其实就是理性得“连婚姻都不相信”的人。
如果他想和一个人在一起,他不会采取婚姻这种形式,而是“试婚”——
简单来说,就是同居。
比如,认识林徽因以前,金岳霖就已经跟一位美国姑娘同居过一段时间,而且还带回北京来住过。
这件事,他的朋友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当然包括后来认识的林徽因。
结束了与美国女友的“试婚”,金岳霖又开始了与林徽因的“试婚”——
他与林徽因的交集,从梁家的客厅、餐厅乃至到婴儿间。梁思成能够独占林徽因的地方,恐怕就只有他自己的卧室。
乃至是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死了之后,金岳霖还一直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生活,直至终老。而梁思成的孩子们从出生开始就有两个“爸爸”:
一个是亲生的梁爸爸,一个就是对他们很好的金爸爸。
金岳霖说:
“1932年到1937年我同梁家住在北总布胡同。我同梁从诫(梁林的儿子)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这就是他和林徽因“精神婚姻”的延续。
(林徽因与孩子读书看报)
世人都说金岳霖为林徽因孤独终老一生,非常可惜。
但其实,这正是金岳霖最幸福的地方:
他不像徐志摩那样英年早逝,可以更长时间地享受与林徽因交往的乐趣;
也不像梁思成一样与林徽因困在婚姻的围城中,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繁杂中相互讨厌,而是始终与林徽因保持距离。
因此在金岳霖的印象中,林徽因保持着最完美的形象。
别人看来,他不守本分,是介入他人婚姻的“渣男”;
实际上,他就像魏晋人物,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视世俗道德如无物,让自己的单身生涯过得逍遥自在。
正因为金岳霖的天真烂漫,他就像是个老顽童,永远都让自己的生活变出花样来。
比如说,金岳霖不太养女人,却喜欢养鸡。
他与美国姑娘同居的时候,养了一只母鸡。
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好朋友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让她赶紧过来。
杨步伟是医生,也知道金岳霖与美女同居,她想:别不会是要她帮忙打胎吧?
金岳霖在电话里不肯明说,于是她说:
“犯法的事我可不做哦。”
金岳霖想了一下,说:
“大约不犯法吧。”
于是赵元任夫妇赶到了金家,同居美女开门。他们死死盯着她的肚子看,发现也没怀孕。
金岳霖跑了出来,急急忙忙说:
“你们总算来了。我养的鸡三天不下蛋了,你们来帮我看看它是不是病了。”
杨步伟一听,哭笑不得,把鸡抓来一看,原来是金岳霖经常给鸡灌鱼肝油,弄得它胖得像头猪。
它也不是不下蛋,只是鸡蛋出不来,有一半已经在外面了。
杨步伟伸手进去一掏,掏出了一个葫芦形的鸡蛋。
金岳霖一看,感叹造物神奇,也感叹朋友的“妙手仁心”,心悦诚服地请他们去吃了顿烤鸭。
后来,金岳霖又养了一只云南斗鸡。
这只鸡自恃金岳霖的宠爱,经常在他吃饭的时候把脖子伸到桌子上和他一起吃,金岳霖也毫不介意。
偶尔,金岳霖捧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引起众人围观,但无论是人,还是鸡,都乐得逍遥。
他是知识分子,但绝不造作。
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时候,某日他内急,急着上厕所,但发现草纸用完了,他洋洋洒洒写了一张字条,托人交给当时代理清华校务的陈岱孙。
陈岱孙收到字条一看,上面写着: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看得陈岱孙喷饭,赶紧送了一卷草纸过去。
金岳霖很喜欢孩子。
除了梁思成家的孩子可以叫他“金爸”,其他孩子都可以这么叫他。
抗战期间,他常常到某朋友家中串门。朋友有两个儿子,一个乳名叫“都都”,一个叫“弟弟”,一进门,金岳霖就用他们的名字哼出法国国歌《马赛曲》的调调:
“都都……弟弟……弟弟都……”
他们的爸爸妈妈总是很忙,因此金岳霖就负责带他们出去玩,给他们讲故事,因此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个金爸。
冯友兰说:金岳霖很有嵇康的作风。
所谓风流,就是能把生活俗事都化作风雅逸事,处处从平常中发现乐趣。拥有这种能力,即使是单身汉也能过得快活。
金岳霖视金钱如粪土,视朋友值千金。
一个合格的单身汉,最起码得有钱。
金岳霖是一级教授,工资很高,但他对人慷慨,经常把钱送给人,对钱也没什么概念。
他的学生乔冠华去德国留学,他一下就资助了几百块大洋。
学生荣晶星家境贫寒,冬天甚至都没有棉衣穿。
金岳霖知道了,就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件驼绒长袍送给了他。
后来荣晶星不小心将长袍烧了个洞,自己补了个补丁。
金岳霖看见之后,高兴地说:
“你把长袍改成‘补服’了,暖和就行。穿‘补服’学哲学才好嘛。哈哈。”
补服,就是明清时期的官服。
抗战时“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尤其是那些拖家带口的教授。
张奚若陷入了经济困难,他的夫人某日发现了椅子上放着一沓钞票,非常惊讶:这是哪儿的客人留下的?
仔细一想,只有金岳霖来过,张奚若立马断定:
“这是老金干的好事。”
某日,梁思成来见金岳霖,说:
“我看见你家的厨子出来采购,拿的是一张5000元的活期存折哎。”
金岳霖点点头,说:
“这样方便。”
“若不慎丢了,那不就麻烦大了?”
“虽然容易丢,但这样真的方便。”
“这样吧,你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要高于活期。”
金岳霖忙摆摆手,说:
“不可以,我本无奉献,这样岂不占了国家的便宜?”
梁思成无语,只能给他详细讲了储蓄的规则。金岳霖听完以后,沉思了片刻,然后像个孩子一样笑了,说:
“你真聪明,哈哈。”
但过了不久,他又犹豫了起来,说:“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天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来了?”
因为金岳霖是准备在自己死后留1000元酬谢厨师的。
梁思成听到后,大笑着说:
“你可以另为厨师开个户头,留1000元在里面,不就得了。”
金岳霖一听,又开心地笑了:
“你真聪明。”
还是像个孩子。
当时许多穷学生和穷朋友都指望着金岳霖的帮助,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经常在他家成群结队。
他的住处,也被学生戏称为是“光棍司令部”。
没老婆孩子怎么了,只要愿意伸出援手,到处都是爱你的人。
(张奚若(右)与金岳霖(左)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合影)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金岳霖听说有一本深奥的著作,就对他的学生说,我要买来看看。
谁知道他的大弟子沈有鼎气定神闲地说:
“老实说,你看不懂的。”
一般的学生,肯定不敢这样跟自己的老师说话。沈有鼎不是一般的学生,金岳霖也不是一般的老师。
金岳霖想了想,说:
“哦哦,那就算了。”
另一位弟子殷海光听到这样的对话,大受震动:
原来师生还可以这样相处。
金岳霖以学问为重,因此对师生之间的等级,不是很看重。事实上,他留学回来以后,受命在清华开哲学系,只有他一个老师,而学生,也只招到一个,就是沈有鼎。
一系一师生,哪里容得下师生尊卑这种无聊的道德意识。
(1982年,金岳霖(前排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的同志们合影留念)
金岳霖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会计学。可是学着学着就学不下去了,他说:
“会计学,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于是他转去学万人敌——政治学。
结果回国以后,他居然要教逻辑学,只能边教边学。
后来去欧洲的时候,他和朋友在街上散步。当时有几个人在大街上吵了起来,他们听着听着,居然搀和进去了。
吵着吵着,金岳霖突然发现他们都深陷在“什么是逻辑”这个问题上,于是他决定一定要搞懂它。(爸妈营微信号:bamaying)
当他读了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之后,他对逻辑学的热爱竟然一发不可收拾。回到国内,他接连写了三本书:《逻辑》、《论道》、《知识论》,一举成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逻辑学家。
沈从文就曾经请他到自己班上做过演讲,题目是“小说与哲学”。
大家都盼望着金先生用他的逻辑推出深刻的道理,结果他说了半天,最后竟然得出了个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沈从文和学生们都很尴尬。
有人很纳闷地问:“《红楼梦》总算是哲学吧?”
金岳霖满不在乎地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说完,他突然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只跳蚤,捏在指间赏玩,那神情,仿佛这只跳蚤比《红楼梦》里的哲学有趣多了。
(沈从文)
金岳霖读书写字的时候,定力非常强,周围的一切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好像都消失了。
战争期间,有一次警报响了,大家赶紧去逃命,金岳霖却充耳不闻,依然在奋笔直书。
警报解除过后,大家回到废墟上,只见金岳霖提笔直立在那里,呆若木鸡,浑身尘土,仿佛在询问:
刚才发生了什么?
又一次警报来了,金岳霖带着已经写完的《知识论》跑到山边避难。
由于轰炸时间太长,他就坐在稿子上,等日军的飞机飞走。结果天黑了轰炸才结束,他站起来就走了,忘了拿稿子。
等他记起这件事,急忙回去找,六七十万字的稿子已经完全不见了。
他仰天长啸,迎风悲鸣,只好含泪重写。
两次写《知识论》这本书,金岳霖用了35年。张岱年碰见金岳霖的时候,问他这本书的消息,他说:
“已经写好了。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
个人感情、家庭生活都有完结的时候,但思想和学术可以永存。
一个在精神世界中孜孜追求的单身汉,是永远也不会感到生活无聊的。他的生命,也不会随着肉体寿命的结束而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气氛有点尴尬。很多知识分子以为新政权不懂文化,在内心上是拒绝的。
但金岳霖却是从心里感谢新政权的。
他出生在1895年的湖南。那时的长江水道上,游荡的不是日本的船,就是英国的船,那是他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心理阴影: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朝气蓬勃的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
因此,当金岳霖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熟悉的家乡话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他高兴得跳起来,逢人就说:
“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啊!
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所以,他积极配合政府的思想改造,不仅改造自己,也帮忙改造他人的。
当组织上让他去劝劝冯友兰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去了。
一进冯家门,他就大声喊道:
“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啊!”
冯友兰当时正是有苦没处说。说着说着,两个大哲学家居然抱头痛哭了起来。
与其他人不同,金岳霖并没有对个人的思想体系有固执的坚持,反而主动让自己的思想更加靠近马克思主义,以批判自己旧有的思想。
当时代灰暗的时候,他独善其身;
当时代奋发的时候,他融入主流。也许正是这种处世的柔韧,让金岳霖得以继续自己快乐的生活。
金岳霖有一种很独特的“忘我精神”。
某天他给朋友打电话,接线员问:
“你哪里?”
金岳霖突然忘记了自己是谁。他只好求助于给自己拉车的人,那人却说:
“我也不知道哎。”
金岳霖问:
“你就没有听别人说过?”
那人说:
“我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
于是,一个“金”字才终于让他想起了自己是金岳霖。
还有一次他拜访另一位朋友。女佣开门,问:
“您贵姓?”
他再次卡壳,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的“贵姓”,于是说:
“你等一下,我问问我司机。”
后来他自我解嘲说:
“我真是老了,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向灾区捐了三千块,在当时已经是巨款。
学生去探访他时,向他求证这件事。
他躺在椅子上,想了半天,才说:
“没有吧?我捐过吗”
他是真爱国,爱到忘了自己。
临死之前,金岳霖特别给党组织写信,说:
“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
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款中提出叁仟元献给党。
请勿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轻轻的来,轻轻的活,轻轻的去。金岳霖虽然孑然一身,但他自己一个人的乐趣,比很多成双成对的人都要多。
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单身汉。
(老年的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