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饮茶的习俗是从中国传入的，茶道文化由中国的寺院茶演变而来
中日文化交流对日本古代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在《什么是日本文化》中，曾以卤水点豆腐为喻，来形象地说明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可以说，日本古代文化广泛地受惠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日陶瓷艺术和茶文化的交流是在中日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生活风俗等各领域全方位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了日本摄取中国文化的三次高峰。第一次是奈良、平安时代对中国唐文化的大移植；第二次是镰仓、室盯和安土桃山时代对宋元、明初文化的积极吸收；第三次是江户时代对明清文化的消化与演化。伴随着这三次文化交流的高峰，也形成了中国陶瓷艺术和茶文化东渐日本的三次高峰。
日本的陶瓷茶器文化是随着中国陶瓷茶器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逐渐与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由模仿进而独创，由异域化进而民族化，从而创造出具有民族特点的陶瓷茶器和茶道文化，并越来越为世界所瞩目。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开拓创新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优良传统。
铃木大拙在《禅与日本文化》中指出：“离开佛教，逞论日本文化。不论是在日本文化的哪一个方面，几乎都有佛教徒的贡献，都受到过佛教影响的洗礼。这种影响是如此的深厚、广博，以至于生活在其中的我们竟丝毫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在日本，佛教与生活水乳交融。
日本饮茶的习俗是从中国传入的，日本以饮茶为契机的茶道文化是以佛教交流为渠道，主要由中国古代的寺院茶发展演变而来的。那么，先弄清中国古代寺院茶的面貌和发展脉络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唐代以前，就有许多佛教僧侣饮茶的记载。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也反映了佛教对推动北方乃至全国饮茶之风的重要作用。在唐代，茶已深入山门。天下名山僧占尽，名山名寺出名茶。李白在《曾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及其序中所称赞的“能还童振枯，扶人寿”的仙人掌茶即是僧人中孚所植、所制；僧人培植名茶与造茶技艺之精深为唐人所折服，唐代著名道士吕岩(吕洞宾)《大云地茶诗》赞道：“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工夫”。
从唐代以后，儒、道、释互相影响，口渐趋于合流。唐代中叶以后，南禅宗越来越流行，标志着禅宗的世俗化和儒学化的完成。怀海的《百丈清规》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台的。
唐大历年间，“一口不作，一口不食”的百丈怀海禅师(720-814)在制订整肃禅林的《禅门规式》(又名《百丈清规》)时将茶事列入清规《百丈清规》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并将其制度化。作为禅门规式，《百丈清规》是融儒入禅、儒释结合的产物，历朝皇帝十分重视。继《百丈清规》之后，宋代僧人宗颐编集了一部禅宗丛林清规著作《禅苑清规》，对宋元时期佛教寺院制度礼仪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元代大智寿圣禅寺住持德辉奉救重编《百丈清规》，称为《救修百丈清规》，流传至今。
按《救修百丈清规》，寺院内茶汤供养和茶汤会很频繁。圣节、国忌、佛降诞、佛成道涅架、帝师涅架、达摩忌、开山历代祖忌、嗣法师忌等重要的口子，都要举行茶汤会；每逢寺院请新住持、入院、退院、迁化等寺院重要事务时，也都要办茶汤会；此外，还有方丈特为新首座茶、新首座特为后堂大众茶、住持垂访头首点茶、两序交代茶、入寮出寮茶、头首就僧堂点茶等等，不一而足。
相对于寺院频繁的茶会礼仪，寺院的建筑格局、陈设法器和职事等也有专门的规定。如在寺院建筑中，增加了僧人专门吃茶之所一“茶寮”，负责茶寮的僧人为寮主和副寮。寺院里还有专门负责于佛祖之灵前献茶之茶事的僧人或煮茶供客之役僧“茶头”或“施茶僧”。
“丛林以茶汤为盛礼”寺院正式茶汤会礼数勤重，礼须矜庄，不宜怠慢。寺院重要的茶事活动一般都在茶寮内举行，较为隆重的茶汤会要事先张贴茶榜或出示点茶牌，即邀请众僧参加茶汤会的通知，并要专程给首座拜呈茶帖子，即邀请参加茶汤会的请帖，也称茶角，还有专门的“榜式”和“状式”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