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增加文言文分值
记：您以前曾说过，高考制度还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因此语文的改革还要在高考的框架下进行。我们如何做才能发挥高考指挥棒的正面作用？
温：都说高考是很无奈的“指挥棒”，那么我们可以试试改造这支“指挥棒”，让它从正面去“指挥”，让教学和社会风气朝积极的方面改进和发展。我提三点建议：一是解决刚才说的高考作文评分“趋中率”问题，让二等分这个“大肚子”减减肥，考分正态分布。二是减少选择题。选择题表面上容量大，覆盖面宽，但有意制造似是而非的“圈套”，考生在这里要花很多时间，试题的难度提高了，区分度反而可能小了。实力较差的考生碰“运气”都可以拿到较高的分数。所以要改进，少出选择题，宁可多出一些填空题。三是关于文言文。今年文言文考分占的比重较大，我认为是合适的。不能因为文言文难学，应用性不那么强，就放弃。文言文是汉语的源头，没有一定的文言文语感，就很难说语文学得好，再说，适当接触文言文，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体验。高考语文中文言文适当增加分值，会刺激与鼓励教好学好文言文。
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增加高考语文总分，可以从现在的150分，增加到200分。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让学生在作文考试中能尽量考出各自的水平。现在语文高考150分钟，由于作文之外其他考题太过繁琐，需要的时间也多，挤给作文的时间一般也就是50~60分钟。在这样短时间内要写一篇800字以上的作文，其实是很难的，别说是中学生，就是中学或者大学老师恐怕也很难写好。如果高考语文的总分增加到200分，其中作文100分，这会极大激励语文教学，重视母语学习。这建议不能简单理解为是为学科“争地盘”。语文教学现在受到很多批评，但怎么改都很难让大家满意，因为这是“基础的基础”；事实上受高考（包括分值）制约，语文“拿分”的确“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就很难得到重视。
“语文是基础的基础”这句话是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说的。语文是综合性很强的课程，也是给其他课程的学习打基础的课程，增加一些总分，大家应当会理解。对高考的“指挥棒”不要光盯着负面的影响，也可以从正面去发挥作用。如果高考语文和作文能实事求是做一些调整改革，让这个“指挥棒”从正面去“指挥”，相信那很管用，能切实提高语文教学的水平。
温：不能简单地拿外国的作文考试题目和中国高考作文题进行比较。为什么？考试的规模、性质不一样。外国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大一统的高考（韩国等少数国家有高考，但规模较小），他们一般都是“资格”考试（相当于“会考”），是设定的一个基本的较低的“门槛”，过了这个“门槛”，再由考生所申报的学校来组织考核，很看重学生平时的成绩及综合素质。外国的考试不会像中国高考这样“一考定终身”，所以标准可以低一些，区分度不用那么精细，考题也可以灵活一些。
民国时期也不是全国统考，是各个大学独立组织考试，学生可以同时报考多所大学。因为是学校说了算，考试题目往往比较个性化。
而中国的高考是全国性统考，考生多，规模大，牵涉千家万户，公平性不能不放到首位，这种考试政策性很强，是名副其实的“国家考试”。但是，在充分考虑考题科学性、适当的难度系数和评分的区分度等要素的前提下，高考语文和作文的命题也还是要不断改革的。从这一点说，又可以适当参考国外作文考试命题的经验。例如，欧洲有些国家的会考作文题，比较注重考查学生理性思维的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与逻辑能力。死读书的学生，这类题目就比较难做好。我们的高考题历来较侧重描述与抒情，考文笔如何，这要改一改。高中毕业生应当具有一定的理论思维能力，高考作文命题尽量往理性思维靠一靠，这一点可以借鉴外国出题的经验。至于民国时期的考试作文题，五花八门，但又都比较倾向抒情描写。比如，季羡林先生报考清华大学那一年的题目，是《梦游清华园》，很有趣，但不太能考查理性思维。这类题目人文性强，能得到喝彩，但放到现今高考，就不一定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