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林嫂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她被裹入道德的矛盾之中，落入了人生的两难处境中，在礼教的矛盾对立中她无法生存。她不幸生活在鲁镇，生活在那样一群“看客”们中间；她不幸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妇女生活在社会阶层的最底层，最为孤苦无靠，礼教对她们的束缚最紧，于是她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看客们享用的“牺牲品”。
然而，祥林嫂是否只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她真的是不幸到彻底的孤苦无依的地步，绝望到只有死路一条？虽然她的“命”不好，但其实并没有谁绝她的命，她还是鲁四老爷家的帮佣，她的生活其实还是有着落的。所以祥林嫂的每况愈下，死于风雪之夜还有其自身的原因。鲁迅对其笔下的人物向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对祥林嫂的态度上，鲁迅也同样有其“怒”的一面，通过对祥林嫂个性内核的分析，可以发现祥林嫂对她个人不幸的人生遭遇也有重要的责任。
不管礼教的道德律令如何，不管看客们对祥林嫂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所有这一些必须切切实实对祥林嫂这样一个“个体”起作用，才能体现出封建礼教的威力；礼教在思想文化上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存在”,只有具体落实到个体身上，才能具有“生命力”。但是假如祥林嫂具有自己的个性内核，有自己坚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对礼教有自己的看法，诚如康德所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那她就可能对周围的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命运有较好的把握而不至于逆来顺受，成为一个牺牲品。
鲁迅通过祥林嫂这一人物形象，揭示出儒家文化只强调人与社会的契合、个体与群体的契合，造成个体独立的价值判断的丧失、个体存在意义的丧失，以及这种丧失带来的可怕结局。祥林嫂对她的人生结局应负的责任在于：她根本没有她自己对人及事物价值判断的能力，她所有的判断都来自那些固有的戒条，还有看客们的眼光。看客们的判断就是她的判断，看客们认为她“有罪”,于是她也认为自己陷入深重的罪孽之中，于是她唯一的出路只有走向地狱。我们看到封建礼教对于“个体”的摧残造成了怎样一个愚昧的祥林嫂。
她的死亡是由外在的“可能性”最终由她个人的“内因”转化成了内在的“必然性”,而“内因”也是封建礼教毒化的结果。由此，鲁迅先生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揭露封建礼教、三纲五常之道德观对于个体人格的斫伤。要认清祥林嫂的个体人格内核，必须就封建礼教、道德与个体人格之关系说起。“德”的初义本为“视巡”或“正视而行”,至周代引申、转义为“正直善美心性”之称。
《周礼师氏》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但“德”考其义还有“循”的意思，指氏族习惯法规，共同遵循之意思。说明道德的最初含义中包含有内心自我的要求，也就是指自律。而礼教则是指古代社会为巩固其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而制定的礼教条规和道德标准。《列子·杨朱》:“卫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礼教是指将道德标准规范化要求人们按照规范行事，于是内心的自我要求，发而为外在行动，便被转化为一种外在规范，内在的自我要求也许就有可能丧失。
人们以对外在规范的循行的程度来评判一个人，而不管他内心所思所想，也根本不关心个体人格的基本内涵，更谈不上个体价值的独立性。这样的结果便是个体独立性维度的阙失，这样一种丧失个体人格的人除了听命于“社会舆论”及“从来如此”的礼教规范的要求，除了接受“看客”们对于自已的要求。还能有什么呢？于是祥林嫂因为自己的“不贞”而深陷“犯罪”的感觉之中，同时亦深深陷入“自责”之中。祥林嫂自我的心灵折磨，使其最后一步跨入地狱之门。
祥林嫂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否则她不会问“我”地狱的问题，罪人才下地狱。死前的希冀是也许能在地狱见到她的阿毛，不要被两个丈夫争抢，锯成两半，而不作任何天堂的幻想。虽然给予祥林嫂最后一击的是捐过门槛之后，四婶仍然不让她去动祭祖的酒杯和筷子，但说到底，还是祥林嫂自己没有从深重的罪孽中解脱出来。
所以这次四婶不让她动手，她的反应便是“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只是失神站着”,本以为从“罪恶”中解脱，自己可以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不料人们认为她还是“不洁”的罪人，于是祥林嫂由自身的罪恶而感到彻底的绝望，这次她精神便彻底崩溃了。祥林嫂带着“被锯成两半”的恐惧，走完了她悲惨的一生。她无法摆脱看客们罪恶的目光。
祥林嫂悲剧的一生是偶然更是必然，她根本就无可逃遁，等待她的是永远的地狱。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是其他人而不是祥林嫂陷于这样的悲惨命运之中，祥林嫂也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看客”,因为她对于封建礼教道德是完全的认同完全的循行———只不过祥林嫂由于封建礼教的内在矛盾使她认同与循行不得，最后死于这种矛盾之中。
科技文化发达的当代，是否还有祥林嫂现象存在了呢？各种封建礼教，迷信邪教的死灰复燃，难道不能从祥林嫂之死中得到启发，赶快警醒吗？今天我们研究《祝福》的意义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