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居民而言，纳粹对待苏联战俘的做法则释放出另一个信号，再度证明1941年的德国人与19的德国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如果说19的德国人仅仅是占领者，1941年的德国人则是不把被征服者当人看的殖民者。 战前，斯大林曾拒绝签署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这份公约对如何对待战俘做出了规定，然而苏联是一支革命力量，不愿遵守资本主义者制定的行为规范。
他在1941年夏天改变了主意，然而为时已晚。德国人不同意向苏联战俘提供他们给予西方战俘的待遇。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还有几分尊重，承认对方的军阶，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也提供定量的食物和衣物，却拒绝给予苏联战俘任何上述优待。此外，并不是每个愿意投降的人都能活命——许多人被直接枪杀。1941年6月6日，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两个多星期，德军总部已经下令各部对俘获的红军政委、政治军官、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和犹太人执行当场枪决。不能证明自己的割礼与犹太教无关的穆斯林往往因此送命，而被俘红军指挥官遭到处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活下来的人则被送往各个临时集中营。
这些集中营有时是废弃的工厂，有时是学校，有时则只是用带刺铁丝网圈起来的空地。 在被迫前往这些集中营的死亡行军中，看守会射杀那些因负伤、生病和疲劳而无法继续行走的俘虏。当地人努力为疲惫的战俘送来食物，并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儿子、丈夫或父亲也在战前被征入红军，很可能正经历着同样的苦难，而他们期待也会有别人喂饱和帮助自己的亲人。进入集中营之后，俘虏们往往得不到食物和饮水，陷入饥饿，甚至饿死，最终导致人吃人的惨剧。
那些靠着一点点可怜的配给勉强活下来的人又难逃疾病的魔爪。纳粹的宣传将苏联战俘描述为一群野蛮人，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堪称真正的野蛮。意识形态的差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德国人从未打算接收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战俘。在战争开头的几个月里，死掉的战俘越多，德国国防军的压力就越小。直到1941年11月，第三帝国经济上的管家们才开始考虑把战俘当作劳动力来使用的问题——当时德国正面临劳动力的短缺。在整个战争期间，东线战场上的战俘有60%死于牢狱之中。
与其他受苏维埃统治的苏联西部民族成员一样，乌克兰人在战俘营中受到的待遇普遍要好于俄罗斯人和穆斯林。一开始德国人甚至允许他们离开，认为他们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有威胁性。基于这样的考虑，纳粹在1941年9月发布命令，允许释放战俘中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如果他们是来自某一特定地区，或是有亲人来认领，这些囚徒就可以离开集中营（以致一些妇女将陌生人认作自己的丈夫）。这一政策在11月被废除，然而也许有数万（甚至数十万）被征入红军队伍并在1941年夏秋之际被俘的乌克兰人因此得以渡过劫难，与家人团聚。到了战争后期，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也比俄罗斯人更容易被召入治安部队接受训练，以保卫那些因本地居民被清除而被德国定居者占据的东欧土地。
当第三帝国领导层意识到那应许给德国人的东欧殖民天堂的到来已经无限期延迟之后，纳粹还让其中一些人担任了位于波兰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 在纳粹占领区这个扭曲的世界里，大屠杀将曾是苏联战俘的人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在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第一批死于毒气室中的人就是苏联战俘——德国人在1941年9月用他们来测试齐克隆B型毒气的效果。
后来，又是那些从战俘营中招募来的卫兵（他们在特洛尼基[27]受训，被称为特洛尼基人）帮忙把抵达集中营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先期抵达的囚犯中被挑出来的犹太人则负责对死者的衣物进行收集分类。在集中营里，活下来往往也意味着参与对同类的毁灭。德国占领之下的乌克兰就是一座规模更大的集中营。与在那些真正的集中营里一样，在乌克兰，抵抗与合作、受害与共谋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清晰，然而也不是完全无法分辨。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活下来的人必须在战后面对自己的抉择。许多人能够坦然，一些人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然而几乎每个人都为幸存者的负罪感所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