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天悯人、无所不能的佛祖出来度众生于无边苦海。《法句譬喻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四个和尚坐在树下，探讨什么是人间之苦的根源。一个人说：天下之苦源于淫欲。另一个人说：世间之苦源于饥渴。第三个人认为：人生之苦源于愤怒。第四个人说：人间之苦源于恐怖。正当四个人争论不休时，佛来了，他说，你们都不知道造成痛苦的根本原因。饥渴、寒热、嗔愤、惊怖、色欲、怨祸，全都生于自我本身。自我本身是众苦之本、祸患之源。如果想脱离世间之苦，就当求寂灭，摄心守正，淡然无想，进入涅槃。
佛教认为，人生是一片苦海，里面充满了生老病死、怨恨离别、求取不得等苦恼，只有超脱出生命活动的过程，达到无生无死、无爱无忧的涅槃寂境，才能脱离苦海，取得永恒的快乐。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佛教传入以前就已存在。道教所关心的，是社稷荣衰、战争胜负、命运穷达、人生贫富、寿命长短、前途吉凶、祛病消灾等社会现实问题。
佛教普度众生于苦海、达到彼世幸福的出世思想，与当时人们迫切需要取得现世利益的入世心态，存在着一定差距，因此，佛教也曾受到一些指责：僧人聚敛钱财，大建寺塔，奢侈靡费，无益当世。僧人不能令主上延年益寿。僧人上不能调和阴阳，使年丰民富，消灾祛疫，克静祸乱；下不能休粮绝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长生久视。演员登上戏剧舞台，素面对众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化妆改变自己的面孔。
佛教想在华夏舞台站住脚，不改变自己是不行的。然而，这种改变不是舞台化装那样简单，而是对自我的部分改变。当然，佛教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教义，以成仙不死为追求目标而使自己面目全非，但部分地改变自己以便在新的国度立足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僧人，不是只会诵经参禅打坐的和尚，还有着种种道术。
佛图澄，十六国时期著名的高僧，但也会占梦等方术。一次，后赵主石虎梦见一群羊驮着鱼从东北过来，醒来觉得奇怪，便到佛图澄处求占。佛图澄听完石虎复述梦境之后，说：“不祥之梦，恐怕预示着鲜卑人将占有中原。”西晋时有个名叫范材的僧人，在集市上以为人占卜为生。无论冬夏都穿着破衣、打着赤脚，据说他的占卜十分灵验。西晋惠帝时，天下疫病流传，僧人安慧日夜祈祷，请求天神降药治愈万民。后来他在寺院门外发现了天降神水，用来给病人治病，很多人因此痊愈。
十六国时，南凉有个僧人叫释昙霍，能预见人的生死贵贱，被国人称为“大师”，出街入巷，都受到百姓的迎送之礼。北魏宣武帝时，王显任御史中尉。当他为布衣平民时，有和尚曾为他相面，说他日后必定富贵。上述佛教僧人的所作所为，都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他们用占卜、占梦、谶纬、相人等方术预言世人的吉凶贵贱，用神水符咒为世人治病消灾，颇近于道教的秘学方术。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从对涅槃境的专注变成对人生利益的兼顾，这表明佛教正在向中国化转变。康僧会，世居天竺，自幼随父亲经商到交广地区。双亲亡后出家，他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
三国时，他来到孙吴首都建业。康僧会刚到江东时，江东地区还只是初染佛法，睹其形未及其道，人们对佛法不甚了解。康僧会初传佛法以术不以法，即不讲深奥的佛理，而展示以直观的神术。他见到孙权后，给他讲了佛骨舍利的神奇及阿育王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造八万四千舍利塔的故事，又用了三个七日祈求舍利降临，并演示了舍利子击破铜盘、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的神奇，使孙权对佛教大为叹服，立即同意兴建寺塔。佛教在江东站住脚后，康僧会没有停止于用神术宣传佛教，而是进一步宣传佛理，在宣传佛理的时候借用了不少儒家思想。
孙晧即位后，想毁坏佛教寺塔，他说：“如果佛教真是正教，其主张与先圣典籍相符，我就尊奉保存它，否则，就将其寺塔全部焚毁。”于是，孙晧便大集朝臣，把康僧会迎来，让他论述佛教与儒家圣典的关系。
